一位形体枯槁、头须花白的八十多岁老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地独自坐在一列火车上，他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闪逝而过的白桦树和他深深挚爱的山川河流。车厢内的人流穿梭和人声喧闹不能引起他丝毫的注意。随着火车的一站站停歇、奔驰，车上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剩下了他孤独一人。他的神情越来越悲伤，越来越绝望，禁不住老泪纵横。第二天早上列车乘务员打扫卫生时，发现这个老人已经病困交加地离开了人世……他，就是俄国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这是我在看过名著《复活》后，脑海中始终盘旋萦绕的一幅臆想画面，托尔斯泰的孤独痛苦、悲观绝望的眼神深深烙在了我的心上。

上大学时就已经读过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当时风华正茂、向往真挚爱情的我，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被安娜追求纯洁爱情胜过生命的勇敢精神所深深震撼，另一方面被那个虚伪教条、肮脏冷酷的所谓上层贵族社会逼死了安娜而愤怒。由于当时涉世尚浅，对托尔斯泰也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对《复活》没有太强烈的感觉，狭隘地认为《复活》只是记述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聂赫留多夫是如何放弃所有财产和土地以帮助由于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最后两人都完成了美好人性的复苏。

现在已走近中年行列的我，既经历了社会的时代变迁，也承受了人生的莫测变幻，不论是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语文教师的身份，我越来越重视自己和学生对名著经典的阅读滋养。而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级大文豪的作品，自然不能错过。为了能和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我再次阅读了托翁的这三部代表作。在这之前，我首先阅读了《托尔斯泰传》。随着对托尔斯泰的深入了解，才发现年轻时的自己对《复活》的理解是如此肤浅和片面。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完成世界观巨变后的伟大作品。托尔斯泰出生于俄国的上层贵族阶层，年轻时也曾像其他的贵族公子一样放荡骄奢地生活过。但本性的高贵和善良逐渐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检点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特别是他后来作为一个大地主深入了解了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后，他痛苦地认为自己的所谓贵族阶级实际上是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剥削阶级，这个不劳动的剥削阶级却掌管着土地，享受着土地供奉的一切果实。而那些长年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劳动人民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地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就是说这些贵族老爷小姐的穷奢极欲生活是建立在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甚至生命进行压榨盘剥这样的残酷现实上的。这让觉醒后的托尔斯泰感到羞耻和罪恶。所以他感到精神上极其苦闷，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几次想到自杀。这正是导致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原因。1880年以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彻底发生了巨变，他放弃了他的贵族立场，站在俄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边，他改变了他以前的思想观念，放弃奢华骄奢的生活方式，和农民穿着一样的粗布衣服，吃着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亲自到土地上和农民一起劳作耕种，并把自己的土地低金租给农民耕种，也因此让本来就虽爱他却不理解他的妻子对他成见更深，两人的感情裂痕一天天加大。在文学上，托尔斯泰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描写贵族阶级生活的作品，对广大农民没有用处，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文学活动做出全盘的否定。在1889年至1899年间，他共耗10年，先后六易其稿写了不朽的作品《复活》。

托尔斯泰把他一生对俄国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了解，集中地、总结性地表现在《复活》中。他认为俄国已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他凭他艺术家的良心和眼光把它客观如实地描绘出来。列宁说，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可以见到一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清醒“就表现在作品中对那个社会所做的无情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上。里面的男主人公聂赫留多夫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一生痛苦自省的化身。作品的题目定为“复活”，最主要的含义是指男主人公在替马斯洛娃打官司的过程中耳闻目睹了俄国底层劳动人民被压榨、被凌辱、被损害的种种惨状后，自己原有的人生观、世界观彻底被颠覆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人的事情原来不是发生在森林中，而是发生在办公室里。”在这个国家，“真理已经被猪吃了。“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用辛辣、犀利的笔触对沙皇俄国是非颠倒的司法制度、黑暗腐朽的官僚机构，以及虚伪欺骗的教会组织都进行了尖锐透彻的揭露。

被告席上站着被损害的女子，美丽动人的喀秋莎.马斯洛娃，而当年害了她，使她最终沦为贵族老爷聂赫留多夫却端坐在陪审席上，有权决定她的刑期和命运。对马斯洛娃的整个法庭审判就是一场闹剧，陪审团做出的是错误的决定，而法官们明知如此，却不予纠正，因为他们都希望赶快结束审判。但描写转移到关押犯人的监牢时，作家对那群被无辜判刑的劳苦大众做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后，写道：”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小说中描写了许许多多俄国官僚。那个举止文雅、相貌堂堂的大人物马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在监狱里残酷地虐待犯人，一边极力地讨好他的上级，每当他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他便心花怒放:”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另一个大人物查尔斯基伯爵，他丰衣美食，养尊处优，而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所以作者辛辣的写道：“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请，说是应该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人道主义者、简单善良的人犯下最可怕的罪行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就只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继续维持现有的世道，必须去让那些人去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这也就是说，首先，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政府公职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一样看待，不需要和他们保持人与人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其次，要那些担任政府公职的人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别人的后果怎样，都不必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他们丝毫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所追求的无非是由于他们做了造成腐化和苦难的事情而应该给他们的卢布罢了。”

俄国的教会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的，是沙皇统治人民和麻醉群众的政治工具。它当然也是托尔斯泰批判和揭露的对象。作者在《复活》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监狱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情节。尽管仪式进行得庄严而神圣，但是作家告诉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基督要人民过自由的生活，而这里是囚禁人民的地方，使弱者受难的地方，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其目的只在于“加强人民的愚昧和黑暗”。托尔斯泰在描写一个主持议事的神职人员时，嘲讽地写道：“18年来，他多亏奉行了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才得到一笔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都通过切身体会懂得了一个道理：根据他们身受的种种遭遇来看，教会和道德导师所宣扬的那些关于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他们也就无需遵守这些原则。”虽然在《复活》写出两年以后，在托尔斯泰73岁高龄的时候，俄国最高宗教机构宣布开除了他的教籍，但也没能阻止他继续对教会进行批判和揭露的态度。

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不仅对腐朽堕落的沙皇俄国的种种制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还借聂赫留多夫的眼睛和心灵，用一颗和俄国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慈悲之心对广大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进行了细致真切地描写和刻画，用崇敬仰慕的情怀对那些出身于上层贵族而反抗农奴制被捕的革命青年进行了革命浪漫主义地讴歌和赞美，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净化和升华。

在陪同马斯洛娃去西伯利亚之前，聂赫留多夫决定把自己继承过来的土地都以最低的租金分给农民租种，就是租金也用于改善农民们的生活条件和公共设施。他亲自走进了一些农民的家里，耳闻目睹了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那一个个衣衫褴褛、瘦骨伶仃、悲苦可怜的愁容，让聂赫留多夫为自己的养尊处优、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感到耻辱和痛苦。虽然他把自己的钱都施舍给了农民，把土地也低金租给了农民，从中不再获得任何好处，但一想到那个寡妇阿尼霞，家里连一头奶牛也没有，只能抱着孩子衣不蔽体地四处乞讨。“那孩子毫无血色，干瘪的小脸一直在古怪地微笑，不停晃动着弯曲的大拇指，同时扭动着两条像蚯蚓一样细的腿。聂赫留多夫知道这种微笑是一种痛苦的表现。”还有那个名叫玛尔法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偷砍了两株小树被关进监牢，她就只能去讨饭，还要养活生病的婆婆和三个孩子。他们过着猪狗一样的肮脏生活，他们的住屋眼看就要坍塌，但是又有谁来为他们着想？从这些描写中，托尔斯泰引导读者去发现问题的根本，他说：“事情十分清楚，人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灾难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的手里，却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依靠人民的劳动生活活着的人们的手里。”伟大的作家在这部作品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核心：土地问题。这是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非常着重地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他说：“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

高尔基根据《复活》第三部中对革命家的描写，曾经说，《复活》写到最后，托尔斯泰“几乎证明了积极斗争的正确性”，这种情况，正是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小说中托尔斯泰借马斯洛娃和聂赫留多夫的视角对这些出身于贵族阶层的品质高尚、灵魂高贵的革命者进行了完美的刻画了和讴歌，这在《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中是从未有过的。也体现了托翁世界观激变后对那些为了俄罗斯底层劳动人民的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敬仰和崇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马斯洛娃产生极大影响的两个革命青年：玛丽.帕芙诺芙娜和西蒙松。

玛丽.帕芙诺芙娜是一个富有的将军的女儿，会说三种语言，相貌美丽动人，举止优雅高贵。她把富有的哥哥送给她的所有东西都分给别人，自己却过得像个最朴素的工人家的姑娘，穿戴不仅简单，甚至寒酸，对自己的外表一点都不在意。她知道自己很漂亮，但从不卖弄风情，对于自己的美貌对男人产生的作用却不怎么高兴，甚至感到害怕，对于所有恋爱都绝对厌恶和恐惧。她成为一个革命者，是因为她从小就对富有的生活感到厌恶，热爱普通人的生活。她经常由于喜欢待在仆人的住处、厨房或者马厩这些地方而不是客厅而受到责骂。她说：”后来，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我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十九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她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她在一起，马斯洛娃注意到，玛丽.帕芙诺芙娜从没考虑过自己，而总是希望为别人服务，不管事情大小，总去帮助他人。她的生命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寻找为别人服务的机会，就像运动员寻找比赛的机会一样。而这种运动已经成为习惯，成为她毕生的事业。而她做得如此自然。这是一个灵魂多么伟大高贵的女性啊！

另一个对马斯洛娃产生影响的是一名男青年革命者西蒙松，是因为他爱上了马斯洛娃。这种爱不同于聂赫留多夫的肉欲之爱，而是一种纯洁的“柏拉图之爱”。这种爱唤醒了马斯洛娃身上所有的美好的品质，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积极向上的动力。西蒙松也是出生于上层贵族，但他是一个依靠自己的理智能清醒思考的人，并依据思考后的决定采取行动。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得出结论，认为在政府机关做军需官的父亲的收入并非诚实所得，他告诉父亲应该把钱交给平民。父亲非但没听他的话，反而责骂他，于是他离开家，再也不用父亲的钱。他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民粹派，担任起一个乡村教师的职责，大胆地向他的学生和农民讲解他所认为公正的，公然批判他所认为不公正的。他把毁灭生命看成一种罪行，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所有形式的屠杀，不仅仅是对人类，对动物也是如此。马斯洛娃是在一次全体探视日，她发现了一双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眉毛下专注地凝视着他。她还注意到他不服帖的头发和皱起的前额令他显得十分严厉，而他的神情却又像孩子般的善良和纯真，这两种表情的组合惹人注目。她觉得西蒙松爱她现在的样子，是认为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拥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了不让他对自己失望，她竭尽全力唤醒自己具有的所有最高尚的品质，尽可能地做到最好。这来自与灵魂对灵魂吸引的爱才是让马斯洛娃人性“复活”的真正原因，最终马斯洛娃嫁给了他，没有接受聂赫留多夫赎罪式的爱。这也也是合乎情理的结局。

在这部作品前面的大部分章节里，托尔斯泰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当时沙皇俄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和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进行了动人的深刻描绘，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憎恨，那作者最终给人们指出了什么样的出路和方向呢？他希望人们怎样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丑恶呢？作品的结局是这样的：

聂赫留多夫来回走得有点累了。脑子也想得有点累了，他就在靠近灯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随手翻开英国人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里的东西时丢在桌上的。“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他想着，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随手翻到的一页……他一直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其大意就是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自己没有罪、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人。“

……

聂赫留多夫又在福音书中读到了五条戒律：”……第四条戒律：就是人非但不可以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应当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应当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什么人向你提出什么要求，都不可拒绝。第五条戒律：就是人非但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他们，为他们效劳。“

……

“于是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欢乐，仿佛经历了长期的疲劳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安宁和自由一样。”“他还领悟和相信每一个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行，不必再做别的事，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既然我们是被派到世界上来的，那就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那么很清楚，我么不会有好下场的……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他们所能得到的至高幸福。“

……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多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

“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时间自会证明。“

对于这样的结局，绝大部分的读者可能都会感到匪夷所思，难以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狗尾续貂”式的结果，完全不合乎前面“清醒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也不合乎情节发展的情理。追溯伟大的托尔斯泰为什么会这样写文章的结局，还是要从”托尔斯泰主义”追根究底。

列夫.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的年代基本上属于19世纪后半期，这是人类思维发展中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种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特点，使得托尔斯泰这位思想家在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上带有许多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他是一个既守旧而又求新的人，他的思想体系中充满着矛盾。与他同时代的的许多人已经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地主”。英国作家萧伯纳非常钦佩托尔斯泰的才能，但同时又说，他“往往像儿童一般幼稚”。托尔斯泰给自己构造的一套思想体系，文学史和思想史家习惯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其主要内容是主张不以暴力来和恶人恶事对抗；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倡全人类普遍的相互的爱。可以概括为“爱别人、爱自己、互相爱”这三点。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天真而抽象的泛爱论。在这种“主义”的指导下，托尔斯泰一方面对压迫人民的沙皇政府持敌对态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不要用暴力的方法去求去解放，而是要用“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的办法来感动敌人，并且用那种“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的爱”之类的精神枷锁来约束自己和别人。托尔斯泰是一个有意识地要在创作中宣传思想观点的作家，尤其是在他的世界观和立场转变以后。他所写的每一篇东西，不论是文艺创作或是论文，都在极力向读者灌输他的思想，于是便给《复活》这部小说带来了如此的矛盾结尾：作品的名称和主题都是“复活”,而聂赫留多夫最终所达到的复活境界，并不让人觉得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或者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光明未来的展现。作家在这里所做的描述对读者缺乏说服力。托尔斯泰虽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写到这里，他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事实上，如果”复活“以后的聂赫留多夫，只是一个奉行”爱己‘爱人、互爱“的托尔斯泰抽象泛爱论的人，那么生活在他的那个新旧矛盾十分激烈的时代，他最终仍是不可能找到他梦寐以求的”完美的人生“。这位伟大的世界文豪最后的凄惨结局，也不言而喻地证明了他自己这种”泛爱论“的不现实性。

托尔斯泰的这种矛盾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也呈现在他的实际生活中。晚年的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了激变，完全站到底层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了。在生活中他不仅吃粗饭，穿布衣，亲自带着农具下地和农民们一起劳作，还打算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和所有的财产，再也不过那种让他感到罪恶和耻辱的梦魇般岁月。但这遭到了家人，尤其是妻子的激烈反对，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已80多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真正实践自己的“泛爱论“，让自己的灵魂获得安宁，最后只有离家出走。在一个茫茫的黑夜，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这位伟大的世界文学巨匠孤苦伶仃地病死在了一辆列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