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多年的遗憾里，一直住着一张遗失的老照片。

当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我住在四川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庄里。离开那个村庄已经十多年，连油菜花金黄遍野的季节都已无法记得清是哪个月份，而我始终惦记着那张照片。

那一年有一位来自新疆的亲戚，记忆里他很高大，他胸前挂着大大的照相机，在我家不远处的一块油菜地旁边给我拍了两张照片。当时我就是一个乡村丫头，留着一剪刀剪下去的刘胡兰式的妹妹头，还有齐齐的厚重的刘海；身穿着一套比盛放的油菜花还要金黄的套装，衣袖、裤腿都已经起了密密麻麻的毛球，上衣最下面的那颗扣子已经不知去向，衣角张开着，还有几块没有洗净的油渍。现在想来，那是一个多么邋遢又土气的女孩。我却无比想念那张照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穷，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过年。一听大人说快过年了，就每天期盼着，每天问外婆还要几天过年。因为过年会有很多好吃的，瓜子、糖，还有外婆精心准备的饭菜；过年有好多亲戚回会到家里，说说笑笑，喜气洋洋；过年还能放鞭炮，五毛钱一盒的擦炮，甩炮，村子里的孩子一伙一伙地往商店去买；过年可以放肆，可以不听话，犯了错也不会挨大人打。而过年最惹小孩子期盼的，应该是那一身新衣裳吧。

照片里那一身黄衣裳，就是那年过年的时候，外婆买给我的。那几年年轻人都像迁徙的鸟群一样，纷纷跑到外地去打工，我的父母随那个给我照相的亲戚去了新疆。留我和外婆守着几栋空房子。外婆种了好多地，还养了几头猪和黄牛，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需要花钱了，就把老母鸡下的十来个鸡蛋拿去集市上卖给城里人，或者是把前一年的陈米装上几斤摆在路边等人来买。其实也换不来多少钱，而我那身衣服，就是外婆用自己亲手劳作出来的粮食，佝偻着身躯，在人潮人海的集市上，扯着嗓子拉生意，和城里人把价格讨来讨去，换来的钱买的。

也就是在那一年，新年的喜庆还未完全散去，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在一个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早晨离开了村庄，离开了外婆。那时候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新疆，却不知道新疆离外婆有多远。

离开的那一年，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我每一年都会问我的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回四川呢。小学的时候，她告诉我，等你上了初中吧；当我上了初中，我问她，我们什么时候回四川呢，她说，等你上高中吧；没错，等我上了高中，她说，等你考上大学吧。我的大学是在革命根据地---南昌上的，大一那一年寒假，我再也不需要问谁什么时候回四川了。我拖着行李箱，独自一人坐上了24个小时去四川的列车。

到广元下车的时候正是凌晨一两点钟。我的外婆，六十多岁的老人，租了一辆车到车站来接我。说了好几年的普通话，四川话已经有点不像样，但我还是试着和外婆说四川话，回答她的嘘寒问暖。

那一年过年，只有我和外婆两个人。在那年之前，我的父母自去了新疆后，就没有再回来过；我的三个舅舅也都在外地打工，没有赶回来过年。外婆依然给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她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但她依然把自己养的猪身上最好的肉都煮给我吃；那一年，瓜子和糖都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偶尔才剥几颗来吃；大年三十都没听见几声炮响；外婆一个人在家，也不允许别的亲戚来走访，作为晚辈，我一个提了一些礼品去给其他的表亲拜年。

外婆没有给我买新衣服，她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她怕她买的我不喜欢。我没有接她的钱，我知道一切都变了，但外婆手中的钱没有变，那是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家里种地，养牲口换来的钱，自己舍不得花，留给儿女，留给孙子的。

如今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却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从那时十一岁到现在二十四岁，这十三年中那是我唯一一次回四川和外婆过年。这期间，外婆来过几次新疆，但都因为不习惯这边的气候，呆几个月就回去了。

我以为是因为气候，直到有一天，我听母亲说，舅舅新盖了房子，外婆偷偷的把给自己留的买棺木的钱给舅舅买了冰箱。是啊，十多年过去了，外婆越加的瘦小，即使我给她染黑了满头的白发，也掩盖不了岁月的沧桑。在外婆来新疆的那几个月，我都尽力每天下班回家，陪她说说话，给她做点她在农村没有吃过的新鲜食物。

她说，她年龄大了，来新疆看我的母亲，看一次就少一次，不知道哪一次就看不见了，她说着说着就像个孩子般哭了起来；她说，落叶要归根啊，死也要死在那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里。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无法言说。

眼看又快过年了，我多么想有一次，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舅舅，舅母，我的弟弟妹妹……我所有的家人，都能围在四川那老房子里的炉子边，一起过一次年。孩子们都穿着外婆给买的新衣服，在院子外面放鞭炮，我也穿着外婆买的新衣服，即使会起一身的毛球。我想，这也是外婆的最大的心愿。

有什么能留住那段所有人都在一起的岁月呢？而我连那张照片都找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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