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又一次病了，老毛病，心衰，三度。急急地把母亲送往宜城的116医院。
　　我不止一次地这样在匆忙中把母亲送到同一家医院。
　　在路上不断地问着母亲，难受吗？母亲说，还好。隔断时间我又问，怎么样？晕吗？要是晕的话我把车开慢点。母亲轻声说，不。
　　从家里到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用心开车，母亲的心在痛。
　　拐向医院的那条路不巧遇上红灯，我要向右拐的车道被车占着。我急，心跳的速度肯定比灯牌上秒器快两倍。绿灯一亮想都没想就右打方向，驶向通往116医院的那条路。一路上开过来的都是和我反方向的车，竟然没有和我同方向的。真是，我这是上医院，人家干吗要和我同方向？我为自己的疑虑有点自责。遇见的车，师傅们都会睁大眼睛看我一眼。哪有心思看他们，只因他们看我的眼神多少有点奇怪。
　　将要拐进医院的大门时，突然一个激灵，我刚才跑的是单行道！难怪没有人和我同向。真是忙中有错，幸亏没遇上老警，不然麻烦就大了。天地良心，我不是故意的。突然地我又有了意见，为什么通向医院的路要设单行道？
　　
　　2
　　驮着母亲上楼，母亲比以前轻多了。一口气上了三楼直接到内科，找到主任办公室，是位戴眼镜的医生，年纪应该和我相仿，微笑着示意让我把母亲放在他身旁的凳子上坐下。和上次给母亲看病不是同一个人，虽然在同一个办公室。
　　我向他说着母亲的病情，说着上次住院的时间，以及上次检查的结果。他又一次微笑着示意让母亲说，顺手开个单子给我，说，下楼交钱。
　　我“登登登”下楼，以最快的速度把钱交了，来到母亲身边，母亲已在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了。一小个的护士把我们引到“四病区”，在走廊里的一张折叠床上，铺好被子，说，42号，你可以在这躺下。我还站在那没动，她对着我说（原来母亲是42号），暂时没有病床，等有病床了再安排。
　　我扶着母亲躺下了。母亲问，就在这吗？我说，不，就一小会儿。
　　找到护士长，我有点气愤。我说走廊里太嘈杂、太潮湿不利于病人，就是没有床铺，加床的话你也应该加在病房里，而不应该放在走廊上。护士长是个高个的女人，不笑，说，你等会儿，我来看看。
　　我陪着母亲呆在走廊里。这时，护士站那边传来吵闹声，旁边围满了人。过去看看，原来是病人的家属因不满医生的态度，两个人吵了起来。争吵的双方都是女人且年龄差不多，女家属，女医生；女家属说着安庆方言，女医生说着普通话。方言虽然不利于交流，但合适于吵架。女家属穿着绿褂子，脸也气绿了；女医生着白大褂，脸比全身的标记还白。
　　在走廊上大约呆了半个小时，还是那小个护士，说，搬到九号病室。

　　3
　　病房里一排五张病床，躺着的都是老人。临时的折叠床靠窗户边放好，墙壁上护士贴上母亲的床铺号42号。
　　刚把母亲安顿好，护士就推来氧气给母亲接上了。接着就是吊水，母亲刚挂了几分钟就要小便。于是我一手举着吊水的袋子，一手扶着母亲上厕所。进去之前我让母亲望一望里面有没有人，没有人就扶母亲进去。回来后过了七八分钟，母亲很为难地说，又要上厕所。刚好有护士进来，我问怎么回事，护士说，挂的是利尿的药水。又扶起母亲，来到厕所门口，母亲说里面有人，我们就在门口等了。这时那小个护士刚好走过身边，我刚想开口，她淡红色的护士服一下子就飘远了。白衣天使从什么时候染上了那一抹浅红？
　　病房里有两个称呼：病人、病人家属。因为称谓的相同，大家一下子就亲近了。唠叨完各自的病痛，就是说钱了。今天交明天就没了，五百也是完，八百也是光，旁边18号床老太太的儿子这样对我说，下午我们准备出院，你可以把你母亲搬到我母亲住的病床上，这样吸氧就方便多了。我感激地对他笑了。

　　4
　　下午的阳光从朝西的窗户进来印在病房的白色床单上。母亲在18号病床上，眼睛微眯着，有一丝丝的隐痛牵动着母亲的嘴角。

　　此时我稍微的轻松，拿出带着的一本《小说选刊》翻看着，其中一篇《太阳说话》一下子就让我沉进去了。
　　病房里静静的，病人们都睡着，家属们或伏或躺在亲人的身边。走廊里时不时传来换吊水的电子鸣叫声。我一会在小说里，一会抬头看母亲的吊水完没完。应该是三点钟的时候，一个声音大声地传来，在哪里？在哪里？我抬起头见一盲人扶着病房的门框，用声音和身体一起试探着前进的方向。接着后面跟进的是一个中年的女人，看样子病得不轻。护士抱着棉被进来，对后面的中年女人说，你就在这床上，床号42号。这是我母亲上午的床号。
　　盲人和中年女人坐定后，通过交谈，知道盲人姓刘，我喊他刘先生。他家里有个老母亲也是瞎子，这生病的女人是他老婆，但不是准意义上的。这女人的前夫有了别的女人，没离婚也不回家，她就和刘先生到了一个屋檐下。刘先生说，要她，是为了照顾瞎了的老母亲，想不到她也病了，我得花钱给她整啊。刘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我看了女人一眼，她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因为病体，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吧。
　　刘先生很健谈，可能是久走江湖的缘故。也可能是通过不断地说话，希望得到大家的应声而感到一些存在。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他也很拘谨，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地收拢自己的身体，即使他现在坐在病床上，也是不断地调整着自己身体，尽可能地不扩大。他生病的女人脸上很难看。刘先生会在说话的中间突然地中断话题而喊一声他女人的名字，然后一只手摸索着抓住女人的裤腰带，手再在女人稍稍裸露的身体部位摩娑一小会儿。这样的动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旁边的张大妈看见会说，这瞎子对这个女人还真不错。
　　刘先生会在大家的沉寂中拿出手机，一只手握着贴近耳边，用大拇指很熟练地拨着号。电话通了就说着他女人的病，同时解释着他为什么要给女人治病，末尾加上一句，人要有良心是不是？原来，他给女人治病他的亲戚都不是很赞成。
　　打了两个电话他的手机就没电了。他说来的时候匆忙，没带充电器，这如何是好？我马上说，用我的手机。他说，怎么好意思？我说，没事，你用吧。说实在的，我是真的想为他做点什么，还有就是我很好奇，想看看他是如何那样准确地拨号的。他接过我的手机问，1（键）在哪？我告诉了他，他很快地就拨通了他要打的电话。
　　吃过晚饭，刘先生在闲谈中问着母亲的生辰八字，母亲应答了他。于是刘先生握拢的手指一根根快速地弹出来，边弹嘴里还不断地说着一些带“运”脚的话。然后说着母亲的一些简单的过往，母亲说对啊对啊。此时，刘先生另一只手的手指就轻轻地弹在了床沿边。

　　病房里因有着刘先生的算命一下子就活泛了。张问李请，都要刘先生给算算，说给钱的给钱的。刘先生说，今天太累了，明天吧。张大妈悄悄对我说，这瞎子看用了你的手机，就给你母亲算了个命，他不让你吃亏呢。我说，是吗？

　　5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六。吃过早饭，护士例行地量过了血压，病房的其他病人都在吊水。刘先生对他的女人说，你父亲今天要来。我问，怎么没护士给你的女人吊水？他说，我昨天交了一千块钱啊。
　　女人好象比昨天要好点，我们和刘先生说话的时候，她也会插两句，但我听的不十分懂，她的方言太重。就问刘先生她说的是什么，刘先生就会重复一遍她说的。
　　中午刘先生陪女人的父亲上街吃饭去了，到下午两点多才回来。女人一直在床上躺着，有一会儿是睡着了，没听见“哼哼”。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大声地问她，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她嘟哝了一句，我听懂了，意思是刘先生带饭给她吃。
　　两点多和刘先生一起进来的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刘先生一个村的长者，看病人们都挂着水，惟独刘先生的女人空着，就找来了值班的医生。值班医生解释说，要等星期一查准了病情才好合理用药。长者愤怒了，说，不查就不能给病人治病了吗？医生过周末，可病人不能等啊！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你们就让病人这么等着？是不是因为她的家属是盲人，不能给你们带来效益啊？说完，长者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来了一个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