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妈妈

——记似水流年中的平凡母亲

我父亲个子高大，母亲个子矮小，两人相差悬殊。爸爸曾对他的同事说：“我和老伴就是骆驼和小羊。”因此，我常开玩笑般地称母亲为小羊妈妈。

我小的时候，爸爸一人在省城上班，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老家，她又要下地劳动又要照管两个孩子，非常辛苦，但妈妈素来不抱怨，她就像蜜蜂一样不停地忙碌。

一个八月的下午，妈妈带着我去刨红薯，一直干到月上当空，我那时还小，只是给妈妈做个伴而已，什么忙也帮不上，妈妈一个人要刨完整片红薯地。那天的月亮很亮，好奇地俯视着我们，空寂寂的山中，有唧咕的鸟虫叫。我有些害怕，妈妈说：不多了，刨完就算了。

个子那么小的妈妈挑着一大担红薯走下山，我这个小保镖已经困了，饿了，妈妈说：“不哭就是好保镖！”我紧紧跟着妈妈，虽然月亮那么亮，可黑的地方就像有鬼怪的眼睛。白天给人欣喜，黑夜让人恐怖。妈妈休息一下的时候，她的背依然弯着。现在妈妈的背还有点弯，那一定是年轻时干农活累的。

我们终于回到家，奶奶正站在院子里，看到我们，她长长出口气，说：你们真胆大，这么晚才回来！

我妈妈手巧，会做衣服，会做鞋子。妈妈给我做得红条绒棉鞋，底子是千层底，下雪天走路不滑。还有一双绿布面的单鞋，底子是白塑料底，塑料底是买现成的，这双鞋子好漂亮，但鞋面有点低，妈妈说，新鞋子多穿一穿就好了。我走一阵路，就会脱掉鞋子，蹲下来抚一抚脚面。

爸爸不在家，我们跟奶奶一家住在一起，我五岁的时候分了家，有了我们自由的空间。妈妈开心极了，如释重负。我和妈妈住一个老旧的东屋，三间，一半屋黑乎乎的，因为窗户外面给挡住了，有炕的这一半比较明亮。晚上老鼠咚、咚、咚地在楼梯上跳上跳下。楼上很亮堂，是放粮食的地方，奶奶家也在楼上放东西。奶奶是小脚，她上楼拿东西时也是咚咚地响，楼梯最上方有一块活动木板，一顶就挪开了，不太沉。我九岁就能顶开木板上楼取白面帮妈妈做饭。楼上有一个小缸里面放着柿饼，柿饼是白白的，那是霜，霜抠下来吃，凉凉的，可以治口疮。

楼梯的下面是黑暗的，白天黑暗中也会有光线，你会看见楼梯下那斜斜的空间里放着一只小口的缸，里面是米醋，是妈妈用熟透的柿子酿成的。柿子醋看上去像水，比水稍粘稠一点，非常酸。老家那时候家家都吃这样的醋。

我不太到六岁时妈妈生了妹妹。那天晚上有三个人在帮忙，一位是我的太姥姥，一位是奶奶，还有一位是村上有经验的老妇人。妈妈扒门栓，她个子小，两手扒住门栓，脚离地，为了把孩子生下来。妈妈痛苦地呻吟，最后在炉台上，孩子终于生下来了。老家重男轻女思想还很重，一看又是个女孩子，一家人都不太满意。这样的情绪影响到我，我已经上学了，第二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大姐姐弯着腰问我，是不是妈妈生了个小妹妹，我不回答，好像妈妈做错了事。

分了家，我们用的锅、炒瓢都是小的，尤其那个三足小铁炒锅，黑黝黝的，怪好玩的。冬天我们在屋里做饭，春夏秋天妈妈都在门外的“厦底”做饭，“厦底”就是简易的厨房。我家的厦底就是靠墙搭着的棚子，其余三面都没有墙，当然也没有门。因为那时家乡人做饭都是烧柴的，烟火大，在这样的厨房做饭，通风好。我小时候就给家里拾柴，现在去户外活动看到地上的木片、树枝之类还想捡起来，这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燃料啊。

冬天在家用煤火做饭兼取暖，离老家几十里的地方产煤，是无烟煤，所以在家做饭也不觉得呛。

我家和其他人家一样，炕外连着炉台，炉台中的火口不大，那是为了省煤。在这个火上，摊小米煎饼，一个小米煎饼就是一个“圆顶帽子”。晚上睡觉前，妈妈总会用一只小小的搪瓷缸，抓一把大米，在炉火上焖一缸大米饭做为我额外的营养补给，米饭里面放着点糖，很好吃。我老家是晋东南，不产大米，大米是稀罕物，这是在城里当老师的二姨给我们的五斤大米，妈妈当宝贝似的放在柜子里，她自己从来不吃一口，全部给我一个人吃。这淡淡地有点甜味的大米饭就是我记忆中妈妈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生了妹妹之后，晚上妹妹跟妈妈一头睡，我睡在妈妈的脚头。我也想和妈妈一头睡，就装哭，一抽一泣，妈妈就说“你过来吧。”妹妹睡在妈妈的怀里，我睡在妈妈的背后。冬天农村没有暖气，炉火也不够暖和，我们那里的炕，下面是不通着炉子的，因此也不暖和。那时候窗户上不装玻璃，是拿纸糊的。这样的屋子是很冷的，晚上起来在便盆里撒尿冻得直哆嗦。我从炕上起来，下地，中间踩一个石凳子，那个石凳也是冰凉冰凉的。

我们住的房子冬天冷，夏天则格外凉快。我们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老房，它是全村最老的房子，老人们说有近三百年历史，因为是四梁八柱的结构所以结实。房子的正面墙是砖修的，其余各面都是石头修的，外面抹很厚一层泥。这栋老屋年代久了，房梁是往下弯的，抬头看，天花板向下鼓了个肚子。看上去有点担心，其实，直到现在又过了三十年这栋房子也没有塌，不过好久不住人也已不能住人了。

一九八三年，爸爸把我们母女三人接到了省城。头几年，我们没有城市户口，靠爸爸一个人工作和他一个人的供应粮生活是很难的。妈妈从没有在家当过全职家庭主妇，她总是干着临时活。有一阵，妈妈是和民工一起在工地挖坑、拎水泥包。一次，妈妈回来的晚，爸爸去接她，见个子小小的妈妈和男人一样在那里干那么重的活，流下了眼泪。妈妈有一段时间在五六里外的地方打工，她每天步行上下班，春夏时候，下班路过大片的农田，就捡一大抱农民扔了的小白菜。她抱着这一大捆菜沿着马路走回来，洗干净给我们做菜吃。记得妈妈曾羞赧地低声说：路上有很多人看我。

事隔多年，想起这句话，我依然泪流满面。

妹妹来城里时才四岁，带她出去玩，她喜欢在幼儿园的铁栅栏上扒着，向往地看着里面那么多小孩在玩耍。她很想上幼儿园，但上幼儿园每月要八块钱，父母出不起，就又把她送回老家呆了一年多，由奶奶、姑姑照顾。

就要上小学了，暑假，爸爸把妹妹接了回来。她变化很大，牙换了，变成了“地包天”，脸变大了些，个子也长高了不少。也许是生疏，她的态度甚为倨傲，对谁也不理不睬，问她话，也不回答。妈妈蹲在她面前，让她叫妈妈，她说，在老家她已经管姑姑叫妈妈了。一向不流露情感的母亲意外地哭了，她站起身来，伤心地说：孩子不叫妈了。

好在妹妹个性十分开朗，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跟爸爸妈妈也亲近了。

我上初三时，我们母女转成了城市户口，“农转非”在当时真是了不起的大事，这就意味着跳出农门了。我们回了老家，村里的好些人来看我们，想听听外面的事，城市的事。其实我们在城里一度是最贫困的，是单职工家庭。我来到城里继续上了两年小学，每学期都从爸爸的单位开免费条，即免掉两块钱的学费。我上的小学是化工厂子弟小学，工厂子弟免费，我爸是化工厂上级管理机关，我上学就要交学费，我家困难所以开免费条。

我们来到省城，最初住的是“单身宿舍”，全家人住一间房，做饭在走廊里，条件并不好，但回了老家，人们还羡慕我们是城里人。

我父亲所在的国有化工企业，九十年代，效益就呈下滑趋势，爸爸工作繁忙工资却不高。妈妈后来在爸爸单位的服务公司上班，工资更低。为贴补家用，十几年间，妈妈除了白天正常工作，每天都去爸爸他们的办公楼打扫卫生，从一层到四层，一天打扫早、晚两次，每月能多挣二百元。我偶尔和妈妈一起去打扫，就对妈妈说，天黑了再去。我很虚荣，怕同学看到我们做这种低等的工作。

服务公司效益不好，妈妈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开过饭店。下岗之后，妈妈在服装城租柜台卖袜子、头花之类。每天妈妈回来就数那一堆零钱，计算除掉租金能挣多少。有时三十元，有时十几元，爸爸说要是能纯挣五十元就好了。妈妈那时年近五十，每天来回坐公交，进货，销货，非常辛苦。

妈妈有一段时间在父亲朋友开的公司当仓库管理员，还要记账，我以为妈妈没什么文化，记不了。没想到她记得有条有理，我是学会计的，觉得妈妈在这方面真是无师自通啊。妈妈说，你姥爷从前就是咱们老家大队的会计，我见过他记账。我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妈妈想当保姆，带小孩，但那时，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本企业的职工，家家经济情况都不好，请保姆的人家很少。

我家的经济情况好转是在爸爸退休之后。爸爸提前退休，经人介绍到一家私营企业搞管理。爸爸说，在原来的单位干了近四十年，退休工资才一两千块，到私企一个月挣近一万，想一想我们企业的职工多可怜。

妈妈的性格有些内向，从山村到了城市，她显得与城里人格格不入，加上生活困难，她因此总有些自卑。但妈妈天性纯良，与人为善。我们搬过几次家，妈妈都和邻居们成了好朋友。公共楼道、楼梯总是妈妈打扫；下了雪，妈妈总是一大早起来铲雪；过年，总是妈妈往楼下单元大门上贴对联。每到过年前，妈妈除了给我们姐妹做新衣，一些朋友、同事也会找妈妈给孩子做衣服，一位将要结婚的年轻人还找妈妈给新娘做红缎的棉衣。妈妈给人做衣服从不要报酬。记得只有一位阿姨给她拎来一箱饮料。别人大概以为做衣服对妈妈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其实，妈妈要上班，要做家务，做衣服从裁剪到缝纫再到熨烫要费很多功夫。有时候看到妈妈那么劳累，就想，她要是不会做衣服就好了。

妈妈很节约，前几年她得了病，我陪她去看医生。我说，妈妈总是吃剩菜剩饭，我家那边有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每天都会扔许多能吃但不好卖的不特别新鲜的菜，妈妈和许多老人就去捡，这些习惯也不好。

没想到那位和妈妈年龄差不多的老医生说：我知道，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能理解，但最好还是吃新鲜的饭菜。

我妈并不是完美的，小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不错，上到高小，她看到同龄的女孩们都不上学了，自己就回了家，任凭姥姥姥爷劝，老师到家里来叫，都不肯去。所以妈妈文化程度低。妈妈看电视爱看“小郭跑腿”这个栏目，里面竟是讲家庭纠纷、邻里矛盾之类。爸爸说，你妈就是那个视野，文学啦艺术啦，她不爱看。

妈妈在家里是我们的开心宝，她时常念错字，说错成语，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现在每次回家看父母，爸爸总给我们讲妈妈的笑话，妈妈并不生气，她会自嘲地说“我是专门逗你们的，笑一笑好。”

妈妈是从农村来的，只要老家人来，不管是不是亲戚，她都热情招待，有来上学的，有来看病的，有结婚来城里采购的。那些年，爸爸的同事们说：你们家就是家乡的省城办事处。

妈妈总是为全家人服务，她做饭，做所有的家务，要不是她爸爸也不能天天练字，看书，写作，雕刻。妈妈帮我和妹妹带大了孩子，两个外孙极爱姥姥，晚上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一起打扑克，做游戏，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现在妈妈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一个朋友家和几个阿姨一起念佛。妹妹说：学佛是为了叫人行善，您已经很善良了……

妹妹的话还没说完，妈妈接口道“那就更应该信佛。”

今年“三八妇女节”前，我给妈妈买了一件薄毛衣，回家前打了个电话。妈妈赶做了一大盘“面叶烙饼”，就是烙饼做成一条一条的，这是妈妈的拿手好饭，也是我的孩子最爱吃的，妈妈嘱咐我走时拿上。然后说，春天了，我和你爸准备种地，（爸妈在屋后农民的荒地上开了一块地）给你们种无公害的菜。

她拿出一本佛教小册子说：我还是天天念佛经，保佑你们平平安安，孩子能考上好学校。

然后她教给我按摩耳朵上的一个穴位，是保健耳朵的，我的一只耳朵听力不太好。因为中午还要给上中学的孩子做饭，我呆了一会儿就走。路口拐弯处，回头望，见我的骆驼爸爸和小羊妈妈一高一矮站在窗口向我挥手。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

我的妈妈既非学识渊博，也非风度高雅，她只是沧海一粟，只是广袤大地上的一位平凡女性，但她却如灿灿萱草，是我心灵永久的归宿。

贺侠

202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