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撰文写过“两面人”，闲余所思，还要说说“两截人”。

“两面人”指的是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内，言论与行动、外表与内心、当面与背后完全不同。“两截人”指的个人在不同时期内，言论行动、思想观点、理想信念完全不同。

据查，最早提出“两截人”的是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在《史纲评要？宋纪？哲宗》中说：“哲宗竟如两截人：绍圣以前，贤君也；绍圣以后何如主，不忍言矣。”宋哲宗赵煦10岁时登基，亲政后重用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乞和。他的悲剧在于缺少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关系的能力，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在他当政期间进一步激化，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祸患。

此后，明隆庆时期翰林待诏、东宫讲官陈于陛又提到“两截人”。他在《意见？韩昌黎》中说：“世人云：‘韩昌黎谏佛骨，却与大颠厚，是两截人。’余意不然。”公元819年，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昌黎即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极力劝谏。宪宗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经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乃至皇亲国戚们说情，被贬为时称边远之地的潮州刺史。他去后不到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读叙佛学文学，交谈非常投机，结为莫逆之交。

其实，这两人并不是真正的“两截人”，以下两人才算典型。

一是杨度。进京考科举期间，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九年，参加新设的经济科科举考试中榜眼，但由有不当言论被取消。清廷立宪后，被聘为给皇族讲授立宪课讲习，成为名噪一时的“立宪专家”。民国后，他积极参与推进君主立宪活动。袁世凯称帝前，带头成立筹安会劝进，为复辟帝制大肆鼓吹活动，位列当时着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就是这个民国政府通缉的首名“帝制犯”，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1929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亲自审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晚年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作为秘密党员，他一直从事机密的情报工作，只与潘汉年、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上海地下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奋斗》（相当于后来的《红旗》杂志），刊头的“奋斗”二字，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还有一位是汪精卫。身高一米七五，民国“四大美男”。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1910年1月抵达北京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在狱中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广为流传，名动一时。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为配合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他推行了奴化人民、组织伪军、镇压地下抗日武装等措施，成为死有余辜的大汉奸。

“两截人”有两种：一种是“上截”是真善美，“下截”是假恶丑，如汪精卫；一种是“上截”是假恶丑，“下截”是真善美，如杨度。

人之所以改弦更张、改旗易帜，成为“两截人”，主要原因是社会的侵润、他人的诱导、自身的思省；特别是在多变多元时期，人很容易变化。

略举一例。我熟悉一个基层单位负责人，各方面都不错，特别是大节上。每当看到青年职工业余时间打扑克，都要批评，说要学政治学业务。后来，一个与他平职的人靠关系门道成了他的上级，而且这人又把他“改革”为闲职。他下基层调研检查，跑到街上与老头子老婆婆打牌。当年挨他批评的下属找他吃饭，友好地调侃到：老人家，我们那时下班了打牌您都批评，现在您怎么上班都跑到街上打牌啊？他哼了一声，恨恨地说出五个字：“老子看穿了！”

在“两截人”中，有的人前一截是“右”，后又变成“左”，并且是极“左”，令人瞠目结舌。不过，完全可以假设，只要条件和环境变了，他又会马上变成“右”。这种“多截人”是变色龙，其实是什么主义也不信奉，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他就可以转变“信奉”什么主义；要说有信奉的话，内心只信奉实用主义。如果我们说他曾信奉过什么，那就太天真了。其实，这种人不是什么多“截”，应该是无“截”（节）——无节操也。犹如性工作者，只要给钱就行。

纵观中国古今，这种人多出在官人和文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