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童年的记忆留给我许多幸福温馨的回忆。

在北风呼啸的冬夜，一家四口围在火笼边烤的浑身暖和，母亲不时添加柴火，烧水给我和姐姐洗澡烫脚，父亲听着我和姐姐无知地问答开心地笑着，我也就是那时候看到过父亲脸上由衷的笑容。七十年代的农民仍在挨饿，这时候父亲会开心地说；这火好烤油条吃啊。

记得有一次，大约四五岁吧，在二妈门前打谷，休息时我就躺在母亲的怀中吃奶，我还记得是彭么爹刮着脸皮羞我，母亲就用草帽遮着哄我吃，那种哄人的语气，那种手抚的轻柔，使我感受到母亲怀中的温暖和安全，可这种感觉过于短暂，使我在不足六岁后的童年、少年、青年及整个人生中再也没有感受过的那种幸福与甜美。

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很美的鸟，我很想捉住它，当我走近时，它忽地飞走，在不远处落下，我又试着前去，刚走近，它又飞走，这样反反复复，我追到门前较远的沟堤上，这时天上正有一只苍鹰盘旋，母亲见了赶忙要我回去，把我搂在怀里。我们那儿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孩子突然死去，就是被鹰叼走的，她说怕我被鹰叼走了。其实鹰没有把我叼走，而是把我的母爱给叼走了。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诊断是子宫癌，这病现在是能治的，可不知怎的，那时不知是医疗水平还是经济原因，对此束手无策，母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她躺在床上，不时地惊叫，说有许许多多的妖魔要打她，要强行把她掳走，记得有一次，很多人都来看望她，她在屋里坐着，突然大叫，别人都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一个钵盂似的东西从屋上掉下来，扎在她的头上，别人却什么痕迹都看不出来。这事我有很深的印象，那是母亲还没有病的时候，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天已经亮了，屋子里只有我，母亲在外屋，我在里屋，屋内很黑，只有屋顶两片亮瓦射入两道明亮的光柱，可我清楚地看到在亮瓦两边，一边一个大孩子，带着绿色军帽，坐着椅子，他们说着话，但我听不到说什么，还捡小土块扔我，土块没有打中我，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不是梦，就连比我大三岁的姐姐也经常说，墙上或是门槛里有很多长尾巴的人，父亲拿着铡刀，姐姐指那，父亲就砍那，姐姐会说，腿断了、尾巴断了等。母亲在这样的病魔和精神冲击下，在四处春花将尽的时节，离我而去，走得那样的匆忙，却又依依不舍，因为那时我还不到六岁，她绝不忍心丢下我的。母亲的棺材是临时做成的，去皮的松树还都是圆形，松油欲滴。

父亲是党员，是干部，组织上考虑，怕我们两个孩子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同意我们搬家，搬到生产队猪场去住集体的房子，那时还信过烟火，也就是现在奥运火炬传递的意思吧，父亲用箩筐挑着，一头是碗筷等杂物，另一头用锅装着草末，点着不燃的烟火，我和姐姐跟着，天下着细雨，不时要姐姐给我刮掉鞋上的泥巴，从门前的沟堤、二妈的屋后，来到临公路的猪场。我们的新家是两间土房。大门进去是堂屋，上面套一墙，里面是睡房，右进是厨房，上面没套墙，后来喂一头猪，用绳子栓着，我们就在这样简陋的新居，开始了我们崭新的生活。猪场喂猪的肖大妈、邹姨爹都对我们很好，邹姨爹经常讲过去的事给我们听，他说，我还有一个五九年生的哥哥，在我周岁多的时候就死了。他讲我哥如何聪明，如何能干，说他七岁多就跟大人用水车踏水，身体矮，就用手秋着踏，而且脚不掉步。踏水是既要力气又要技巧的，很多大人都不会踏，而我哥却踏得怡然神态。他还讲；耕花生地时，我哥骑在牛背上，一会儿又转到牛肚子下面捡花生，形象一高超的骑士在表演技艺。这些在邹姨爹讲起来，俨然一位说书先生在讲一部历史大剧，一会儿神情庄重，一会儿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让我们听得一会儿鸦雀无声、侧耳恭听，一会儿笑声不断。他讲到我哥出生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都是捏着肚皮过日子，就是饿死人也不无例举，父亲就给我哥取名荒嘎子，就是闹饥荒的意思，为这我父亲还受过批斗，他们说我父亲在诉共产党的苦。后来哥死了，他带走了父亲所有的欢乐和笑声，父亲举起哥的衣服在山路上、田埂上边走边唤着哥的名字，好像在寻找丢失的遗物，好像是在寻找贪玩的孩子回家。母亲没有大声哭闹，但她的心却在流泪。讲到这时，我天真的脸变得张嘴瞠目、表情凝固，周围的人不忍扯衣抹泪，邹姨爹会说，该喂猪了。从此唤醒我和喂猪的围听者。

猪场里还住着一位瘫子，晴天四处乞讨，下雨或是冬天天冷，集体给一点碎米，他用两块土砖登一小锅煮着吃，睡也在锅旁的散草上，大小便不定地方，有时弄得满裤子都是。我们搬来后，我捡来旧砖做一鸡笼，差砖，我就把瘫子的两块旧砖搬来了，鸡笼做好了，我很高兴，父亲回来了，我满以为他会夸我的，可父亲看见砖上有烟熏的黑就知道，要我给他还回去，他说得很平静，没有大声呵斥，也没有粗鲁的打骂，只是脸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庄严与果断。父亲做事一向以身作则。从猪场到队委会走小路要向北经过小港到田家老屋再到队委会，从队委会下来到邹传家，再有田家老屋一共十几家的孩子上学，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到猪场再从田埂到大队会上学，也就是说，从田家老屋到大队会基本上都走田埂。小港上有一座桥，桥过来有一块大田，每次要绕很远，夏天载了秧，没办法，只有绕着走，秋收后，田里种着红花苕子，大人孩子都从田里走，已走出明亮的小路。有一次，我和父亲到队委会去，我在前面跑，父亲在后面走，隔一大截路，我已走到那田中间了，父亲在后面叫住我，要我回来从田埂上绕着走，别人已经走成路了，再说当时又没有人看见，他就不从田里走，并且严格地要求着自己的子女堂堂正正做人。还有一次，那是母亲还在，我们还在老屋住的时候，要过年了，队里干了堰塘分鱼过年，那天下着小雨，天气很冷，父亲负责称称，按人口多少分鱼，领鱼的人也是有的先到，有的后到，有的看着热闹，先到的提着自己的鱼，后到的由看热闹的人们指点，说哪份是他的他就提哪份，那时候能分到几条鱼过年，真是天大的喜事，高兴得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究竟应得多少，提着鱼便往家里跑。等鱼分完了，父亲提着鱼回家，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用自家的称一称，发现多了两斤鱼，他提着鱼就往转跑。本来大冷的天，又下着雨，要是别人，就算是少了两斤也不会去追究，这次我没跟着去，他很晚很晚才回来，他满脸胜利的笑容，好像一个老公安破获了一起陈年老案，他得意地讲述着他是如何如何弄清这起错综复杂的错提案的，他说有六户人家提绞了，其中我们家那份是陈道德的。父亲看来很傻，但也正是他的这种傻气，让我以至于很多很多的人们百般地敬佩他、尊重他。

七十年代的农村，到处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农民也是成年累月地忙个不停，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早饭，再去做早工，做完早工回来叫我们起床吃饭。晚上有时很晚才回来，回来后还要做晚饭。入冬了，父亲要去砍柴，因为我们搬家过来没有砍柴的山，只有到老屋那边砍，一天傍晚，父亲要去挑柴，姐姐不知跑哪玩去了，我跟着父亲要去，父亲的劳动时间安排得挤挤满满，天又快黑了，他没答应，要我就在家里，我跟到门前的小港边过不去，父亲顾不上我走了，我在港边凄惨地哭叫，“爹”“爹’。那哭声嘶声竭力，却无人答理，只有港里的流水在欢快地流淌，潭中的浮萍偶尔漂过来，打着旋流向远方。傍晚的北风更加猛烈，将我的哭声吹传到很远。天黑上灯的时候，姐姐从田桂珍家出来，听到哭声，跑来牵着我回家，那一刻，我便像漂零的浮萍找到了依靠，心里的恐惧也顿然而消，只是口中还不时发出轻声地抽泣。姐姐带我回到家中，点起那古老的煤油灯，那灯光把屋内照得很亮很亮，使我的全身都感到了温暖。

生产队买回一只骡子，猪场有栏关，就让父亲照看，冬天不用放草，就用枯花生梗喂，父亲很负责，一天要喂很多次，夜晚还上夜草，每次喂，我和姐姐就去帮忙，在里面找花生吃，它的后蹄很厉害，父亲教我们小心不到它后面去。牵它喝水或是走动父亲就“嘟啊”“嘟啊”地唤它，它听到叫唤就抬起头，摆动耳朵，好像在示意和父亲打招呼呢。它也不踢我和姐姐，好像认为我们就是它的主人。有一天夜里，天很冷，栏又没门，前面的墙也只做了半截，父亲去上夜草时发现骡子不见了，赶忙穿好衣服去寻找，“嘟啊”“嘟啊”地唤着，找了很多地方，找了很久，终于在别人的竹林中找到。父亲说他唤的时候，骡子听到父亲的声音，居然鸣声相应，父亲去牵它，它不躲不跑。父亲回来时，夜已很深，本来寒冷的夜，父亲头上却冒着热汗。后来这骡子又卖了，别人牵走时，它还频频回首、依依不舍。

七三年，父亲准备盖新房了，选择地基选来选去，也没个合适的，最后选在队委会上边的一个荒地。这地势较高，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和沿山的公路，向下过队委会是刘道金和我儿时的伙伴佟玉平的家，再往下，是彭么爹和姨母的家，还有邹传的家，再往下就可以上公路，右边是印河水库，左边是印河中学。屋后是山坡，有一条蜿蜒的沟堤可以通到二妈的屋后、我老屋门前，这地方很响亮，父亲就是想不让我和姐孤单害怕才选了这一屋基。我们又从猪场搬到队委会，准备过年后建房。年后，由于材料不充分，又推到年底。那时建房，人工是集体安排，生活和材料是自家准备。年底做了两间比普通民房小了许多的土墙瓦屋，旁边一仆屋，盖着茅草，凭着父亲的权利和人缘，当时完全可以做三间与普通民房一样大的房子，挖砖、做工都是集体的，木材可以到山上去锯，生产队有窑，专门烧瓦卖，只要他张嘴，不仅价钱便宜，而且不用现钱。可父亲没有那么做，他只将老屋拆下的瓦，添了一点木料，做了两间比普通民房小的房子，他不占集体的一丝利益。父亲在房前房后载上树，其中还有两棵核桃树。从那时起，我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沧桑岁月中我一直确认无疑的第一故乡。

姐姐的性格活泼开朗，爱接触人，这一点，显然像父亲，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到处玩，什么人她都能和别人聊上几句，而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动作迟缓，显然是母亲的遗传，我总是跟着父亲，寸步不离，只有父亲外出时才跟姐姐玩，跟她玩，她总嫌我这不对、那不对，总嫌我拖累了她，但无论对与错，父亲却总是偏袒我而批评姐姐，有时甚至打她，在这一点上面，父亲显然失去了他一向办事的原则和公正。

父亲也是一位很细心的人，记得他在领导知识青年期间，一位家长来探亲（知识青年住在队委会，与我家相邻）去慰问父亲，已是满天星斗了，父亲在烧饭，对我和姐说：“你们到外面去玩，人家城里人到乡下，晚上会害怕的。”他就只会为别人考虑。吃过晚饭，父亲和她在谈她女儿的一些事情，那时我才七八岁，也无心知道他们谈些什么，谈完后，告别父亲，和她女儿同睡去了。

有一次，父亲出门去了，姐不知到哪玩去了，吃午饭时门还锁着，知青大姐端给我一大碗饭，里面还有油炸青蛙肉，那一顿，我吃得很饱，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父亲事先的安排。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公社开会，午饭是食堂安排的。父亲把我领到偏僻处，让我等他，他去去就来，过了一会，我赖着性子向父亲走的方向走去，听到好多人讲话，我向着声音走去，拐过几个屋角，看见开会的人都在吃热腾腾的包子，还有大盆的韭菜鸡蛋汤，父亲也在吃，看见我来，显出一种无奈的神情，但他没有责备我，旁人指着我对父亲说：“这是你的儿子？快来，快来。”顺手拿着包子给我。吃了一会，有一个看上去就很滑头的人，大声说：“某某没来，我给他带去。”拿一张报纸，卷个尖底，装了满满一包，接着又有两个这样的人，装了两包走了。父亲是很讲原则的，他不让我去，大概怕别人说他搞特殊吧，即便我不去，他也会从他应有的那一份中挤出一点给我吃，他绝不会只顾自己吃而让我饿着，但他也绝不会像别人那样超出分内。

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碌集体的事情，只有下雨才披着蓑衣去砍柴。别人笑他，怎么下雨砍柴？他风趣地说，下雨不砍柴，天晴无柴烧。茅草被别人砍光了，刺别人不要，父亲就专砍刺。别人问他怎么光砍刺。父亲就说，刺火力猛。成年累月的辛劳，摧毁了父亲挺拔的身躯。父亲病了，医生诊断是鼻咽癌，父亲说，是在我母亲去世时，吸到了她的余气。父亲病情一天天恶化，组织上优先给他贷款去治病，先后由彭么爹、陈尚丙等多次陪同去宜昌、武汉治疗，没有好转。父亲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父亲的棺材是在老屋放的唯一的一棵大楸木做的，据说楸木木质坚韧是上等的木材，棺材做得几乎是全棱角型的，没有一点缺块和缝隙。佟玉平的爹爹还进去躺了，他对父亲说，很舒服。父亲也由衷地笑了，还说他比我母亲划得来。我想，人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仅只一漂亮的棺材就让他心满意足了。

父亲终于倒床了，过往的行人不时进去探望他，他会说，你们站远一点，我是传染病。其实我和姐姐天天在他身边也没有被传染。亲戚们也买来食品看望，记得舅父老表还买来一瓶皮荠罐头，很稀罕的，父亲也分给我们吃。姨母隔得近，三天两天来看他，每次来，他就求姨母，等他死了，就让姨母收养我和姐姐。他说他在宜昌治病时，病成那样了，没吃完的东西那些与我同大的叫花子也捡着吃，如果我们跟着姨母，就是再苦，只要不像那样，他也就安心了。这是后来姨母讲给我听的，她还讲，有一次去看父亲，我犟着不穿衣服，把本来破旧的棉袄内的棉絮慢慢撕了往地上扔。父亲有气无力，也无法制止，我显然是因啥在怄气，我脾气很倔的。父亲见姨母去了，对姨母说：“天冷了，叫他穿衣服也不穿，等我死了，管他是冻是俄。”姨母讲着也掉泪。其实，这是气话，因为我知道，只有我和姐才是他唯一的牵挂。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父亲在里床，痰塞后的呼吸格外响亮，我和姐姐和衣躺在外床，朦胧中睡着了，姐姐醒来，屋内显得格外安静，听不见父亲那响亮的呼吸声了，他没有哭，叫醒我，把还燃着的煤油灯调小了一点，关好门，牵着我向姨母家走去。知青都回城了，队委会失去了从前的喧闹和笑声，那黑洞洞的大房子，像座古杀的大庙，似乎隐藏着无限杀机，屋后竹林里，偶尔一声夜鸟的哀鸣，让人心惊胆颤、毛骨悚然。走过队委会一路下来，连狗都没叫一声，周围静得死水一般。在那夜间特别寂静时，我们敲响了姨母的大门，在姨母家坐等天亮后才随姨父等人去见父亲，父亲的两腿是踡着的，看上去，他魁梧的身躯仅然变得如此枯瘦、如此短小，他的血肉、他的精髓都已让病魔磨完，为了不让我和姐孤单无靠，他设法撑下去，最后的日子，似乎就是以骨骼作为代价，以至于他变得如此地让人心酸。他的眼角还有两道干涸的泪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许还在担心，自己的儿女还弱不渋世，还未长大成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许还在为儿女们茫然的未来悲凉地遐想，如果人生是旅途，生死是驿站，他甚至想带着他的儿女踏上这列无归的列车，在极乐世界永久厮守。父亲嘴巴张着，两眼未合，姨父为他整理了遗容。

父亲是党员，他死了，大队书记也来了，还请了乐队。乐队带来的牛皮大鼓侧起来，我举起手也摸不着顶，比现在最大的圆桌还大。好多的人都在忙碌着，弄菜做饭、买布做衣、编扎花圈等等，看是一片混乱，则实又是井然有序。之后，把父亲的遗体放入棺材，还用纸剪了两个纸娃娃放在父亲胸前，说是怕父亲将我和姐带走了。然后盖好棺材，封好封口纸，开追悼会，书记讲了话，再然后，奏响哀乐准备出殡。当我听到乐队奏响第一声哀乐，那震撼人心的声音，使我的心猛然上升，升到喉头，几乎从口中掉出来。那尖叫的号角吹得使我心惊胆颤，那大鼓低沉的震动，使我的全身都觉麻木，不知是谁请来的乐队，奏出这样的哀乐，使我心神不安、使我心烦意乱、使我感到百般的恐惧，同时，也就是从那一刻，才使我真正意识到，父亲走了，就像母亲一样，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我与姐将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

晚上，书记组织生产队干部和我的主要亲戚开会，确定我们的去向。和我最亲最近的也只有一个幺爹，一个姨母，在一个队，也好接受组织的照顾和领导。人们一直认为只有投靠幺爹或是姨母，如果确实不行就只能送孤儿院。幺妈说，她自己两个孩子也还小，生活有困难。姨父则怕别人说他得我家财产，也未明确表态。其实，那时我家也没什么东西，姐姐那时才十三岁，可说话像个大人了，她说：“我们到姨父家里住，自己烧饭吃，长大了再搬回来。”大家听了都很赞同，并给姐姐以鼓励。姨父也同意，他当然不会将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拒之门外。所谓的最大最难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欣慰、很满意。这样，我们依靠了姨父。第二天，家里的东西，每一件都在生产队干部的证明下登记在一张信纸上，这也是姨父的意识吧，那证明我至今还留着，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想留住我心灵深处那片沉积的记忆。 姨母是个很能干的人，从农活、持家及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姐姐受到很深的引响。姨母生了数胎却只有一个儿子，已有三个孙子，两个大的是孙女，小的是孙儿，大孙女与我同班，在各方面姨母都同样对待。姨父是个很慈祥的人，虽然和我没有很多语言，但随时都能看出他和蔼的脸容、慈祥的目光。表哥表嫂也很接纳我们。我们自己烧饭吃，姨母有什么好吃的也分给我们吃，姐姐手巧，偶尔烧一样新鲜菜，三个孩子也过来吃，虽然两灶烧饭，过的却像一家人的日子。

香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