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潮》约写一篇关于“书斋”之类的文章，不由暗自惭愧，迄今为止，书虽购了不少，但“斋”的影子尚未见到，更别提什么雅号了。因居室狭小，六个书架竟分布办公室、家居的五处，被挤到家居墙角的两个，亦是忍声吞气着才捱过来的。然而，我们如果不拘于形式，其实每个爱书者都是拥有着这样一个“书斋”的，它无论何时何地都守在我们的一侧，那是我们曾经真诚地用心灵阅读，与我们的生命，与逝去的岁月相依排列着的书籍。它们的躯壳不一定被购回拥有，却真实地存在于某个精神空间，或许对我们更为重要。我已出版的两本诗集和即将出版的一本诗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书斋”的投影。所谓形影相随，由这些“影”，自然还能辨认当初投影它们的“形”——我何妨将我这二十余年来所创作的诗篇和曾经影响它们的书籍、作者，作一番轮廓的梳理，亦算是领着朋友们作一次别具风味的“书斋”游历。
　　我常将自己的写作比作旷野植物的生长，当然，这并非是自许硕大甘美的果实时常可能野生于视线之外，而流派的温房所成批催熟的果实往往令人乏味，而是说我的写作没有经历过任何人为的栽培或训练，如同旷野的一株普通植物一般，在不同的阶段，吸收不同程度的阳光和养份，缓慢而自足地成长。然而，我的“处女诗作”和激发它灵感的另一首“无名诗作”，却是相遇的毫无色彩。那时我尚在中学的高二班级，准备80年的高考。但在课堂上，我总是沉醉于想象的驰骋而不能控制。我的学习方式亦别具一格，由抄成绩好的同学来进行，一边抄，一边琢磨——此技虽不足以传授，但其中自有奥妙。我当年高考时，数理化成绩均很好，致命的几分竟是一向自信的语文所造成的。这或许与我释词义时，喜望文生义，即兴发挥有关，相知的老师可能会了然于心，但对于陌生的阅卷老师，则不啻于一种“自杀”了。且说那日的课堂上，正翻阅一本借来的语文书，偶然在一页的书角，看到了一首前三行三个字，后一行四个字，共两节八行的古词模样的打油诗作，想来是某位爱好文学的同学的涂鸦。但我觉得很有趣，便依其韵脚也写了一首，并递给那个常抄其作业的同桌，他吃惊地问我：“从哪儿抄来的？”自此，我仿佛突然找到了某种感觉似的，在以后的数年间陆续创作了数十首古诗词模样的东西。当然是幼稚的难以示人，且选两首如下，以显最初发轫：
　　自题
　　此身一何许潇洒天地间
　　风吹衣帽举水流钓影闲
　　伫步辨林色拈花听鸟喧
　　笑破红尘去云外自青山
　　
　　
　　秋兴
　　碧波已生冽残绿销未尽
　　顺风疑春归返路忽寒临
　　奔兔草间肥蔫蔬霜下鲜
　　不闻秋声悲却唤云中雪
　　对于使用古典诗词的形式创作，我如今的感觉是，抒情言志尚有空间，表现当代已力不从心，用于深刻的思辨和驳难，更是难乎其为，这大概还是与格律的拘谨有关。同时，我还认为，自唐宋以后衰落的古典诗词，如果从文人的角度看，似乎文字的技巧还显得更为完善、复杂，布局的均衡亦不输唐人，然而为什么少读者呢？就是失却了唐人那强大的生命活力，清新敏锐的生活感悟。诗人是时代的晴雨计，此语千真万确，要判断一个民族的强盛衰弱，只要看看那个时代有没有诗人，有些什么样的诗人，即可明了大概。但不管怎么说，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中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几乎被各类古典诗词的选本淹没了，而且全心全意地热爱着王维，并试图将他引入现代新诗中。我发现我为读者所示的这两首五律的结尾，一合拍着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的意兴，一回应着王维的“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的召唤——仿佛冥冥中有着某种意念，一开始就要把我引向王维。
　　今年三月，洛夫先生在与我的通信中称：“你独钟情于王维，尤深获我心。”我想洛夫先生所指的应是我第一本诗集《晚风》后记中所言：“王维，他几乎为中国的文人创立了一种诗歌宗教，如果要在亚洲范畴内推举古典代表诗人，王维应是最合适的代表之一。”王维那青绿色灵魂的背景上，所呈现出来的一行行简短的诗句，具有着某种东方启示录的特征。日本的古典俳句，如“小青蛙，跳入古池发清响”等代表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以王维为指归的。王维精湛的佛学修养，又使他契入了印度古文化的背景，甚至在泰戈尔的诗歌里，亦不时能听到王维的某种神秘回响。痴迷王维的那段时间，我的书柜的醒目位置陆续排上了《王右丞集》，两个不同版本的《王维诗选》，以及《王维研究》第一集，陈贻□教授的力作《唐诗论丛》中有关王维的篇章，亦是我进入王维的指南。王维实际上要比常人想象的丰富复杂，在一篇文章中，我曾不无发现的得意指出，王维的五言近体诗《送李太守赴上洛》中的“野花开古戍，行客响空林”一联，是王维的被人遗忘的佳句，比著名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更有着开阔的时空穿透力。我还以为，王维的另一首《登河北城楼作》中的尾联“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是古典诗歌中抒情的最高贵，亦最具现代性的佳句之一。总之，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欲在现代诗中表现王维，写下了为数不少的两行一节、共四节八行的抒情小诗，当时颇有得心应手之感，日后所视，其实只是重复了许多诗人早就走过的路。

　　晨雾
　　似飘忽的门帘/碧天挂垂
　　无声流泻/月光最后的潮汐
　　柳林，桃红，旭日/被溶为抹抹水彩
　　有人掀帘而入/若孤独远去的帆影
　　
　　野菊
　　一朵野菊上/憩了六只白蝶
　　仿佛细密的黄蕊/又绽了六片白瓣
　　多么神奇，有趣/我不禁伸手怜惜
　　谁知它们一惊翅/刹那里凋谢，飘飞
　　这两首诗曾入选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风》，但哪儿能攀见王维的一点儿影子。为了接近王维，我又想了一个方法，用现代诗的形式重新翻译一遍王维，看能否从中寻找出一些脉络。但刚做了十几首，便不得不止住了这一想象中无比美妙的工程，而看着这些译诗发愣，它们是王维吗？或者说它们是新诗吗？此后，我似乎悟出了，热闹一时的古诗今译（楚辞除外）根本就无必要，配以适当的注释就够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无论古今，都主要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与文言文章的主要传承于书面，走的是两条路子，只是有时被格律扭曲的变形而已。毛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吟之……”极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由口语升华而来的途径，亦是诗歌多神童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实际上，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从古至今，从未发生重大断裂，《水浒传》、《红楼梦》这些古典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即是最好的例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无不是千载之下仍常新的口语。我相信，我们若能与孟浩然、王维、李白围炉夜话，一定还能够从容地交心。所以，古典格律诗与新诗自由体之间捉词逐对的翻译，有类近亲结婚，容易产下怪胎。然而，这里又牵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古典诗既然能翻译到西方，对西方现代诗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何以不能在新诗中有效地生存呢？由西诗再译回来的中国古典诗可知，中国古典诗在译成西国诸语时，实际上已被重新创作过了。那么，我们何不囿于形式，先收缩古典诗歌的浓汁，再稀释于新诗的自由体的节奏之中，或许能别出一番新境。以王维的名作《青溪》为蓝本，我试作了一首：

　　青溪
　　相嬉着，青溪的水，引我的小舟/进入了黄花川/一个弯，又一个弯/随无尽的山峰而转，展现出/百　余里的趣程/水石相絮，空谷回应，仿佛来自/前生的提醒/沉淀的松绿，使溪水/更显深不可测/一片片菱荇，一丛丛苇叶，随风起伏/皆若故人相见/哪儿能有这般清澹的山水，来安顿/这颗疲惫的心/且取一支竹竿，让我盘坐/遗忘时间的石头上，垂钓/水中的影子



　　1982年，我与徐维等好友分配到江苏油田32728井队工作，浪迹于水乡的湖泊、河流、苇滩之间，无边无际的绿色和水中的绿色倒影，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公平地说，除了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单调外，充裕的时间，可观的工资，都使得井队成为绝佳的读书场所。一年后，徐维又幸运地兼职井队那小小的图书馆长，我们便更是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所向往的书，一本本新添的中外名著，令终日嘻嘻哈哈惯了的井队弟兄们敬而远之——还是酒肉和女人更有吸引力。于是，小小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们的专用书房，使得单调的井队生活有如一次愉快的旅行。这期间，经徐维介绍，我们的读书圈又进了一位王少波友，他是一位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崇拜者，与之相关的西方经典，均是他收藏的对象。我们曾多次在他的家里文友小聚，房间四壁整齐排列的书柜油漆的发亮，并有着宽敞的玻璃拉门，直令我羡慕不置。而那时我的个人“书柜”，就是井队的铁皮房间一张相邻的空床，书籍杂乱的堆放有如迷宫，只有我自己才能理得清楚。两张床之间的小小床头柜，便是书桌，看书写作时都得歪斜着身子，这成了我现在挥之不去的颈椎病的最初根源。少波友体型消瘦，有着一付王子的潇洒派头，以及激烈不安的性格，漂亮的男高音嗓子不时地要来一段意大利咏叹。后来，他亦如愿地去了瑞士。那真是一段青春勃发、令人怀念的岁月，生活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诗篇，而我们却在涂抹着一行行的无病呻吟。如这时期的大多年轻人一般，我开始迷恋拜伦、雪莱、普希金、徐志摩、戴望舒，暂时疏远了王维，几位好友之间时而相互传阅着写给莫名的“情人”的诗篇，乐此不疲。我这一时期的诗作，虽有部分真情地表现了青春期的压抑、迷惘，以及某种朦胧的向往，但从诗艺上讲，是彻底失败的，还不如第一期的古诗词模样的习作值得回味。就当我在浪漫派的余绪中继续无望地沉溺时，歌德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我。先是各种歌德诗选，然后是《歌德诗集》上下卷、《浮士德》、《诗与真》、《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陆续摆上了我的书柜。至今，我还怀念着第一次打开《浮士德》时，那种有如天启、豁然开朗的心境，觉得自己的人生瞬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的时刻，人的一生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记得那本《浮士德》是董樵翻译的，可惜的是，在88年的廊坊学习期间，它连同许多珍爱的书籍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了灰烬。或许，这是它对于我的最好结局——使我保持了终生对于这本书的怀念。令我不解的是，博尔赫斯在一篇文章中把《浮士德》列为令人厌倦的名著，而把《神曲》推为一切文学的巅峰。除去对歌德的贬抑，博尔赫斯的话没错，但丁的《神曲》与《浮士德》、《哈姆莱特》、《荷马史诗》均为公认的西方文学四大名著，《神曲》的散文体译本和诗体译本我的书架上都有，但与博尔赫斯相反，始终未寻到阅读的兴奋点，除了西方中世纪的隔膜外，我想主要还是翻译的问题。我曾在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这样翻译过来的但丁诗句；“甜美的天空象东方蓝宝石/它聚集了一切宁静、安祥/以及初转第一轮的无限纯洁”，这样的诗句激起了我对真正的但丁诗歌之美的无限想象。但歌德对于当时的我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能取代的。要简单地阐述这位伟大而复杂的诗人又是困难的，他不属于亦不囿于任何流派，但对于东方人来说，歌德的泛神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契的宇宙观，都显然很对胃口。当然，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歌德的抒情短诗，它们的借景抒情，以及风格的超脱节制，都天然地与我所热爱的中国古典诗歌有相通之处。这一时期的诗作，虽仍不脱浪漫派的余绪，但已得到了歌德的某种校正，下面的这首《风》，可见努力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