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中断十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是一九七七年恢复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一下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件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要如何下笔。每念至斯，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一个味道。是的，我确实是说不出味道的，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我觉得应该了结这件事了。可是，我写下的题目是这样的悲伤，“高考二十年祭”这个标题合适么？是不是我太刻薄了，太冷峻了，抑或是太忘恩负义了？

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但是，我坚持使用这个题目，觉得它符合我的内心世界。

（二）

很小的时候，听大人们闲聊，也听自己的父母亲讲，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说我们铜盆冲是书香门第。那时候，我不懂书香门第是什么意思，书香门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是直到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个别情况是在五修家谱时才搞清楚的。

我家祖上世代农耕，人丁兴旺，传到曾祖父这一代时，历代的书香便累积出一个教书匠，这个教书匠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操起游学一业，终年挑着一个书担子，在上下荷塘方圆百里之内的冈丘村落里游荡，教私塾，开启蒙。曾祖父开明，不治家业，把家政交由曾祖母黄夫人掌管。曾祖母是一位很有德行很有魄力也很有能力的女人，她养有五子三女，都管教得服服帖帖，婚嫁耕种，不违时节。在众多子女之中，四子三女均务农纺织，唯有我的祖父排行最小，天赋又高，从小舞文弄墨，长大后继承了曾祖父的书业。

曾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祖父才三岁。

我家族中的男丁一般都是短命的，曾祖父生性旷达，风流倜傥，儒雅豪爽，但是，他最终也不能逃脱短命的厄运，他去世的时候，才四十五岁。

祖父又挑起了他父亲的书担，奔走在湘北冈丘的山径上，手执别人的聘书去吟唱风骚古韵，唐诗宋词，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政。

祖父同样不治产业，到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仍无田产地业，屋宇也很破败，无非能安身立命而已。可是就因为他当过一年轮值保长，管过三年乡仓积谷，说他犯有贪污，土改时划了一个地主，成了共产党的敌人。

祖父养有五女二男，儒生有轻视女子的传统，祖父的五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五个姑妈，或者还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去了，或者是年纪还很小就送给人家做了新媳妇。二男中的长男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在几岁的时候就出祧给了二祖父。我现在无法证明祖父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推论起来，应该就是“养不活”或者“兄有子，弟不孤”的缘由。

祖父是一九六六年端午节前后去世的，那时，文革的逆风正由毛泽东酝酿着，祖父在风暴前死去，实在是一件幸事，否则，他将受更多的气，遭更多的罪。

祖父在共产党政权的一九五0年代和一九六0年代头几年，为铜盆冲办过夜校，为村民扫盲。那时候办夜校是实实在在的办，先生实实在在的教，学生实实在在的学。他教别人《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和《农村杂字》，也教毛笔字和珠算，完全是义务教学，学生不交一分钱，先生也不收一分钱的报酬，共产党也不给他记一分工。祖父开启了铜盆冲人和附近屋场农民的智力，从这个角度上说，祖父的功德是无量的。

祖父的绝活是写毛笔字和吟诗作对，方圆几十里至今称道。

祖父的遗产只有一柜线装书，文革时期付之一炬。

祖父形状，只是他的晚年，为我所亲见。

所谓的书香门第，也就是我们这个家族出了两个有点名气的教书匠。但是，光是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确就是一种骄傲。本地开化较迟，文化素不发达，如果是放在渭河平原或者是中原大地或者是江浙殷富地域来考察，实在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可是，就是这样的书香门第，到我父亲这一辈就迅速地衰落了。

父亲这一辈的兄弟、堂兄弟的青年时代都是在社会大变动前夜度过的，他们都只在祖父的私塾里受过启蒙教育，很少有人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这种启蒙教育是极为有限的，他们从小就被祖父兄弟钉死在土地上，他们都认为只有耕种才是靠得住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古而然，四海皆然。

祖父聪明，悟性高，认得很多字，读过不少古典文学，也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能说会道，谈古论今，在同辈村民中的确是鹤立鸡群的。在共产党政权启动的历次运动中，他都为本地党和政府做过有益的工作。

父亲终其一生的职业就是一个农民，祖上教书一业在他这一辈中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这就是我的家学渊源，这就是所谓的书香门第。

（三）

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只有贫穷苦难和被压迫的命运，他连一支笔一本书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更不用说教给我们多少学问，传给了我们多少知识。

我有兄妹六人，五男一女。长兄能辉为前母所生，前母在生育第二胎时死于难产。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将长兄从一岁多带到九岁多，二奶奶逼迫母亲将长兄出祧给一位无后的叫修渥的房关伯父为嗣。一九五0年代后，农村大力推行学校教育，长兄是背着书包出祧的。可是，他也读书不多，只读了一个高小就辍学回家务农了，现在依然是一个农民。二兄文辉在父亲的膝下为长，他只读了四年初小，不到十一岁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帮父亲挣工分养家糊口，其时是一九六三年暑假。就在文兄辍学的前一年，母亲生了一个满崽，我们一家人也从茶盘庄迁回了铜盆冲新堂屋。这时，适逢父亲大病初愈，美让嫌我们一家人多劳少，抛弃了我们一家，文兄就是在这么一种艰难环境下开始帮父亲养家的。文兄的命最苦，人也最厚道，可是，当时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是七岁启蒙的，在初小读书三年半，在高小读书两年，后来在师范读书两年，合计在学校读书七年半，在学校的经历是极为简单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我之后的弟妹，由于家庭劳力逐渐增多境况也逐渐得到改善，便一个个读书多起来。

我以下的大弟叫日辉，他有幸读完了初中。我之下的小弟叫星辉，他读的是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高中二年制的，在高中阶段，他跳级考入中山大学。这一年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全国恢复高考还只有半年时间，小弟便一考成功，并且考的是当时的名牌大学，小弟在大学读书四年，他的学校生涯一共是十二年，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工作。

我们兄弟没有姐姐，只有一个妹妹，而且妹妹的年纪又最小，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才九岁，我们都娇她宠她，她便读书最多。小妹从幼儿园、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应届没有考上大学便又复读，复读没考上便又倒流进初中考中专，中专学校考上了，也体了检，却让人一纸诉状告下来，没有上成中专，然后又去高中复读再复读，甚至还同小弟去郴州复读，直到她一万个不愿读书了，大学也没考上，才停止了读书生涯。

可以说，祖上的所谓书香门第是在我们这一代才重放光明的，而这种情况，又是与恢复高考有密切关系的。

（四）

其实，我在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生性顽皮，崇尚自由，不愿意接受学校的约束。当然，在小时候，我不会这样总结，我只会说：我要玩！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开始启蒙，男子七岁还不进学堂就太不像话了。可是，开学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肯去学校，母亲说尽了好话我也不去。那一年，我家还住在茶盘庄，建设小学就设在铜盆冲下首园之北，我没进过学堂，就不知道学堂为何物，只听说先生喜欢打手板，我不去读书，母亲拿我没办法。父亲病得要死，他对家事不闻不问，后来是生产队长枣哥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夹去的。当时我正在和几个小女孩子过家家，做的做新娘，做的做新郎，队长捣了我的乱，我就臭骂娘。队长夹着我走了两里路，我就骂了两里路，踢腾了两里路，鼻涕掉的满路都是，及至到了学校，一群同伴都笑话我，说我不怕丑。

在初小，先是读了三年书，我便开始排烂，不愿意读书了。那时候，初小不读完的伙伴或者压根就没有启蒙的伙伴特别多。我非常羡慕他们的那股野劲，到牧场去看伴牛，组织斗牛，斫柴游泳，骑三马打仗等等游戏活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唆使我别读书了。而且，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澎湖湾她的大弟弟即我的大舅爷就只读了六册书，能写会算，在生产队还当上了保管员，我便觉得大舅爷十分地了不起，只读六册书也照样做大事。我决定仿效大舅爷，也只读六册书，长大了照样办大事。母亲见我不愿读书了，便反复做我的工作，企图说服我，可是我却以大舅爷的例子反驳她，弄得她很尴尬。开学了，别人都读书去了，我则准备箢箕柴刀去斫柴，父亲一怒之下，举着扁担追着我要打，追得我满屋场跑，追到了柴山，甚至追到了牧场，一定要将我弄到学校去。父亲追不上我，只能干怄气。我的脾气自小就又倔又犟，跟父亲对上了筋。这一期的书终于没有去读，第二学期我终于还是去了学校，觉得不读书也没有意思，父亲规定我一天要斫多少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那时候才十岁，做不了这么多事，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又回到了原来的现班。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竟考得不错，考上了秀水完小，那时候的秀水完小高小部在全公社也就招一百来人。

我对读书对学校产生一点感情是在秀水完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里的同学多，陌生的面孔也多，也很好玩；二是这里的老师很不错，一个个知识渊博，他们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三是新开了“地理”“自然”两门课，地理课让我认识了一个大世界，自然课让我知道了许多宇宙奥秘，而这些知识是以前无法知道的。

对读书和学校刚产生一点感情，厄运就降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高小五年二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分吧，几个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检阅的秀水籍红卫兵便回到了他们的母校，他们在秀水完小点燃了文革烈火。这些人原来是从这里毕业的，现在回到母校来造反，似乎是他们的职责。

在秀水完小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家里穷得一分钱也没有，毫无送读能力，可是我哭着闹着还是要去读书，便读了一年“义务教育的书”，我没有交一分钱，班主任催过几次，我没有钱他也没办法，我赖着读完一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时候的学校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机构打烂了，书记校长主任都靠边站了，教学却依然还在进行，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教师还是按部就班地去上课。

秀水完小毕业之后，农村的文革就闹得凶起来了。一九六七年的下学期，学生回原校复课闹革命，招生仍然在继续，前两届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又回来了，小小的秀水完小便有了四届学生。这时候的教学工作就彻底瘫痪了，没有人上课了，大家都在闹革命，乱哄哄的。这时候，我也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既简单又实在好笑：父亲送不起是我辍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父亲怕我去学坏。那年月，共产党经常破获反革命组织案，父亲怕我书读多了，将来也去搞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去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也是无书可读，同学们回到学校去并不是去读书的，是专门听毛的号召去批斗老师的，我回到家里就专门干起了斫柴和放牛的营生。

我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涯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一年，我还不满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