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有言：“中国是个人情的社会。”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情是司空见惯的交往情感。而交往中的两大要素——施与受，此中蕴涵的人情学问可就多了。

一位热心于慈善的富翁欲向三个贫困家庭施助，而三个贫困家庭的接受方式各有不同，一个家庭欣然接受，一个家庭礼貌谢绝，还有一个家庭接受但承诺偿还，这个富翁的施善之心固然值得称赞，而这善意的回复却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探索。

施，是给予，是付出，是一份情意的交托。对有需要的人，不求回报的施如沙漠中的一抹绿，及时而又令人感怀。可施，不意味着施舍，孟子谴责过那高高在上的施舍之心，的确，作为施的一方，在行事上具有主动性，可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让人生厌了，施也讲究方式，如陈光标那昭告天下的施善行为，高中作文不过是一种虚荣和抬高自己的手段罢了。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妍儿在日本地震翌日便捐出3亿日圆赈灾，却在一年后日本红十字会公布善款名单才为人所知。这样默默的奉献，才让人感到善意。

施的方式讲究，而受的心理同样值得探讨。

受，是接受，是拿取。是一种感怀的领受。受在行事上具有被动性，比起施来，受背后的心理活动更为复杂，有些应该施助的人却没有接受，往往是心中那不甘接受施舍的自尊起主导作用。的确，有时拒绝这种“受”并不仅仅因为自尊心——陶渊明除去官职隐居山林，“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志向不同而拒绝的受。

有施才有受，但若不受，施也成立不了。所以施者要注重方式，考虑到受者的心理，同时调整好施的心理，这才是良好的施。敬老院的老奶奶们一天被洗七次脚，这就是一拨拨志愿者错误的施。而受者要有自己的意愿，不可盲目地接受施。无条件的接受施只会使自己陷入无形的桎梏。官员、执政者更应该拒绝带有表演性的、走过场的施，而致力于建设好的慈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贫困、弱势群体之类的问题，这才是人民公务员、人民公仆真正应该做的。

在贫富差别的社会里，施与受关系总是存在并频繁的进行着。施者要有善心爱心的施，不必强迫受者受；受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自尊等考虑受，不必一味的接受他人的施。在考虑他人的情况下施，在接纳对方情意的、或者作出偿还回报的前提下受，这才是施与受关系方面的金玉良言，人情社会里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