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一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片段：父亲牵了我的手走在一条刚刚清理了积雪的小路上，小路很窄，路旁厚厚的积雪像白色的墙，这使我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后来，走进了一座大房子，房子里雾气很大，人声嘈杂，缓一会，渐渐地看清了，里面的人都赤条条的光着身子，有两个蓄了热水的池子，雾气便从那水面上飘起来。其中一个池子里面人挺多，都泡在水里互相寒暄着说话，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在池子里嬉闹，不时溅起一些水花，惹大人烦恼，呵斥两句，或在屁股上拍一巴掌----另一个池子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都龇牙咧嘴的嘘气，许是水太热了，他们的身上都烫的通红，嘴里却还在叫好，这使年幼的我便很好奇。

这便是我童年最初的记忆，虽然有些模糊，却一直藏在记忆的深处。我奇怪，为什么是这片段，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故事，也许是因为那年的雪特别的大？亦或是因为那嘈杂的澡堂子？大概是因为快过年了吧。

说起过年，跟这记忆该是有联系的——因为每逢过年，父亲必然要带我们去洗澡。我爸妈都在厂子里上班，工作很忙。我们哥仨淘气，平时弄得灰头土脸的，爸妈顾不上，最多是监督着我们洗洗头脸，可临近新年，父亲总是能挤出时间，即便我们再不情愿，也得被父亲带着去理发，洗澡---清理一番，因为要过年了。

其实，一进腊月，母亲已经在忙了。每天晚饭后，我家的那台飞人牌缝纫机便响起来。母亲弯了腰，手脚不停，操纵着缝纫机，带着线的针头随着梭子哒哒----的响声飞快的上下起落，裁好的衣料便在这梭子的响声中，在针头的起落中缝制起来。母亲很仔细，工作起来总是聚精会神的。我记得，那时候小孩子们都时兴穿海军服——一顶海军帽，脑后两根飘带，海蓝色的上装，大翻领从胸脯上开始，一直到背后----

母亲缝纫手艺好，常招邻里们在我家切磋技艺，要过年了，来的人更多起来。几位大娘大婶儿嘁嘁喳喳的说话，毫无顾忌的放声大笑。我家隔壁于婶儿每日里断不了的要过来一下，有了这热闹，来得更勤了。于婶儿有个习惯，总喜欢倚了门框和母亲说话，母亲让她坐，她嘴里答应着，却不坐。冲着母亲夸我们：像仨个虎羔子---她在三弟的胖脸蛋上掐一把，说道：“也就怪了，前院那位连着生了四个女娃，就是没个男娃，你家可好，一顺水的连着三个秃小子----”说得众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儿，笑起来。笑声中，她接着对母亲说：“再要一个吧，再要一个女娃---”母亲有些祛情，说道：“哎呀，这三个还不知咋养大呢----”于婶儿便鼓励着说：“怕啥！像俺家老爷们，解放前给地主放猪，三个也是赶，四个也是放，左不过那么回事----”于是，几个人再都放声笑起来。说笑一阵，便开始认真的商量着衣服的尺码，式样---最后都心满意足的拿着母亲帮助裁好的衣服料子离去了。母亲送出门，于婶儿便客气：“还送啥呀，隔壁住着，转身就到-----”她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说：“俺家那位，刚被我打发去磨水面了，这功夫该是回来了，眼瞅着到年了---”

眼瞅着到年了，镇子上家家都在忙，首要的便是要给孩子们作件新衣裳，接下来便是磨粘面，炸年糕，扫房，贴年画，蒸馒头-----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不到大年三十是忙不出个头绪的。

回到屋里，母亲不敢再怠慢了，重新坐到缝纫机旁，那缝纫机便又再响起来。我们哥仨早已钻进被里，这时都昏昏欲睡，我迷迷糊糊的想：要穿新衣服了，真的要到年了！

母亲没有让父亲去磨水面，而是在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和父亲带着我们哥仨去了照相馆。这是我们家的习惯，每年都要去照一张全家福，那时候照相，尤其是照一张全家福，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我们哥仨都换上了母亲为我们做的新衣服，顺一条倾斜的坡路走到镇子里去。

阳光很好，天空瓦蓝。路上的积雪已被清扫到了路旁的树下。几只麻雀在路面上觅食，蹦蹦跳跳的，也不怕人，只待你走到跟前，它们才不情愿的飞起来，落在路旁的树枝上。

街面上已经很热闹了，人们熙熙攘攘的都在忙着置办年货，远远近近的不时地有鞭炮炸响，我们走进一家国营照相馆（那年月还没有私营的照相馆）。屋子里已经有了一些人，瞧模样，多数是来照全家福的。父亲去交钱，开票。母亲便带我们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时间显得很慢，屋里的人老不见少，虽然被叫进里屋去照相的人一拨一拨的出来，外面却不断地有人进来。在那条凳上坐久了，我们哥仨便有些耐不住，直了脖子朝窗子外面瞧。马路对面，国营百货门前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双手捅在袖子里在叫卖，过街的人，偶尔有人买上一两串，那老人便很兴奋，叫卖声更响了，隔着玻璃窗传进来，惹得我们心头直痒，有口水从腮上泛起来。这时，却听父亲说：“快到咱们了，往前挪一挪。”于是，我们只好收了目光，随着母亲往前面的条凳上挪一挪。离里间屋门越来越近了，终于，我们被叫了进去。

里屋挺暗，没见着有窗子，也许是都被窗帘遮了吧，灯光恍忽忽的，这使人有些萎靡。地当央有一个铁架子，上面蒙一大块黑布。摄像师从那被黑布蒙住的铁架子后面探出头来，吩咐我们坐到前面去，于是，我们便在那铁架子对面的一个长椅子上坐下来。身后突然有强光亮起来，晃的人刺眼，墙上有一幅很大的天安门的画像，被强光照得新鲜，我们哥仨便都转过头去，却不料，摄像师走过来，把我们朝一块一拢，说道：“靠紧点儿，不要乱看----”于是，我们都规矩起来，按着摄像师的摆布坐好。那摄像师退后几步，端详一番，又过来将我们哥仨的姿势再调整一番----最后，满意的退到那铁架子后面，钻到那块黑布里面，不知按了哪处机关，四围的灯光一下子明亮起来，而且全都射向我们。骤然暴露在强光之下，我们哥仨一时便都有些心慌，又都用手揉眼，摄影师便有些急躁，在黑布里喊：“不要动，要注意，瞧镜头---”爸爸也在批评我们：“坐好了，朝前看---”于是我们直了脖子，挺了胸脯，尽力的睁大了眼睛-----不料，摄像师却又从那黑布里钻出来，手上还捏了一个皮囊，皮囊像是有线连在摄像机上，他还算满意的瞧着我们一家，说道：“对，对，就这样，看我，哎---哎---对，对——注意，不能眨眼，一，二，三——”摄像师数完了三个数，胳膊潇洒的一挥，手中的皮囊一捏，“咔嚓——”一声，摄影机响了一下。我们全都松弛下来，像拉车的牛马，突然被卸了车，松了套。我们哥仨跳下板凳便向外跑，不料却被爸妈拉住了，母亲说：还要给我们哥仨单另照一张。无奈，我们只好再坐回到板凳上任人摆布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张照片：大哥坐得还算端正，一只胳膊搂了我，我却没那么规矩，歪了头，眯了眼，也用一只胳膊搂了三弟，三弟则大模大样的歪在我的怀里，傻乎乎的瞪了一双大眼睛，穿的开裆裤，小鸡鸡露在外面，像个茧蛹。

虽然被规矩了一番，我们还是很高兴，因为从照相馆出来，爸妈便带着我们采购了许多年货-----最让我们兴奋的是父亲还买了我们盼望已久的鞭炮，往回走的路上，母亲还破例的为我们每人买了一串糖葫芦，这对我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奢华了。

过了腊月二十三，年关说到就到了。母亲忙着炸年糕，蒸馒头，煮鸡，炖鱼----父亲便往墙上贴年画，年画都很喜兴，有鱼，有鸟，有花，还有一群胖娃娃------父亲举了一张画按在墙上，喊我们：“过来，过来，瞧瞧正不正？”我们哥仨正坐在炕上摆弄鞭炮，听了父亲的喊声，便凑到跟前，哥哥看了一会说：“爸爸，西面再挑高一点儿，”父亲便将一只手捏了画的边儿向上挑一挑，“多了，多了，再落一点儿，”父亲便再动一动，然后用图钉将画摁在墙上，退后几步，端详一阵，摇摇头，显然不满意，对我们说：“就只知道玩，连个画都瞧不正---”说着，便将图钉撬下来，再将画比在墙上，没再问我们，却朝外屋喊了一声，厨房里的母亲应声走进来说：“啥事？快说，锅里煮着鸡呢---”父亲未及说话，母亲却看明白了，指挥着父亲端正了年画，一张一张贴到墙上去----我们巴不得被晾在一旁，急忙揣了鞭炮跑到街上去。

街巷里已经很热闹了，许多孩子在放鞭炮，都将鞭炮或塞在墙缝里，或立在雪地上，用一支燃香或烟头去点，一些年纪很小的孩子远远地躲了，捂着耳朵，大张了嘴，随着一声声清脆的爆炸声，欢叫着-----哥哥那时已在读小学四年级了，算是大孩子，我们哥俩自然是由他领着放，哥哥很会玩儿，他将立在雪地上的爆竹点燃，迅速的将一只铁罐头盒子扣上去，随着一声爆响，罐头盒子被崩起几尺高----这便招许多孩子围着看，原先放鞭的两个大孩子也走过来，直了脖子瞧。瞧一阵，两人不知嘀咕了些什么。不一会，找来一只破铁桶，一边朝一棵小树上挂，一边喊：“打鬼子了，要打鬼子了---”一群孩子呼啦——一下全跑了过去，其实，所谓的“打鬼子”，就是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情形：在树上挂一挂鞭炮，下面吊一只铁桶----鞭炮在铁桶上面点燃，铁桶拢音，听着别有一番气势。可那时我们放鞭炮都是一个个的放，没人舍得成挂的放。现在突然听到有人要成挂的放鞭炮，而且是吊在铁桶上放，大家便都很羡慕。那两个大孩子很得意的将挂在树上的鞭炮点燃了，果然非同凡响，连续的响声中，带着火药味的烟雾弥漫成一团-----一些小孩子们都跳着脚，拍着巴掌叫好。哥哥也慌忙领了我们凑上去瞧热闹。

就在这时，听见父亲在家门口喊我们，我们忙着走回去，见父亲正往大门上贴对联，两旁和横批都已贴好，只一个大大的福字还没有贴上去。父亲将粘了浆糊的福字在大门中心比了比，问我们：“咋样？”我和哥哥都知道父亲问我们的真实用意，却都绷着不说，只随意的应付：“好---挺好---”“我不是问你们这个---”父亲一脸的期待，“我是问你们福字贴的端不端正？”哥哥急忙说：“端正---端正---”父亲有些急了，说道：“仔细看看，福字贴得正吗？”哥哥这才装模作样的仔细的瞧一番，恍然大悟的样子，脱口说道：“福倒了——”“呵！对吗！”父亲笑了，“福到了——”我们也笑了，呵！年到了，福到了！

镇子里鞭炮声越加密集起来，年味越加浓烈，该吃年夜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