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也是就是公元1936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东三省，战火烧焦了整片黑土地。然而在遥远的上海，这里依旧是冒险家的乐园，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一辆辆轿车奔流不息，徜徉于交易所、酒店和银行门口；有轨电车里面塞满了上班的职员，有的手里还攥着今天的号外；百乐门和大世界的玻璃门旋转着，挤进来一群身材窈窕的女郎，彼此谈笑着；在歌舞厅和酒店的墙角，蹲着一两个乞丐，满脸黢黑地张望着。就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上海是一座建在地狱里的天堂。

然而学生们总是敏感的，震旦公学、浸会大学以及其他学校里的师生再也坐不住了，国破家亡的耻辱感和民族自尊心，使得他们热血沸腾。东北流亡过来的有志青年，讲述着一路上山河破碎的景象，常常听得观众们潸然泪下。老师和学生们四处做演讲，散发传单，企图唤醒麻木的民众，学联举行了一次次的示威游行，上海的街道开始变得喧闹了起来。

她刚刚走出校门，却不防撞到了一辆手推车，车子歪倒在一旁，一锅粘稠的粥浆泼了一地。她揉着膝盖，努力的站起身来，懊恼地抬起头，发现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蓬松着头发，木讷的盯着自己，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不是故意的。”她看着男孩窘迫的模样，忍不住想笑，但是板着脸说：“还不扶我起来？”说完把手伸了过去。

男孩将女孩扶了起来，满脸通红地说：“我真不是故意的，下次我请你吃这个作为补偿，好么？”男孩指了指锅里残留的粥浆说道。“你还想有下次？”女孩瞪了他一眼，摸了摸温热的铁锅说道：“这是什么东西？挺香的。”“是莲子羹，我妈妈亲自熬的，还加了不少桂花糖，很甜的。”男孩自豪地说。“我就在这里上学，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要这么冒失了。”女孩叠好横幅，抱着迅速离开了。只剩下男孩望着她的背影发呆。

男孩自此隔三差五地推着车子在校门口转悠，希望能看见女孩的身影，干等了几天，遭受了不少的白眼。一天傍晚，男孩正准备收摊，看见女孩胳膊夹着书本，跟别人谈笑着走出校门，连忙拢了拢头发，腆着脸追过去。“你跟着我干嘛？”女孩疑虑地打量着眼前的“跟踪狂”，“上次实在不好意思，我，我想请你，请你喝”男孩话到嘴边，吞吞吐吐说不出来。“哦——我都忘记了，那么就盛情难却了？”女孩给姐妹们使了一个眼色，大家掩口笑了起来，剩下男孩尴尬地站在一旁。

男孩盛满六碗莲子羹，然后再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桂花糖粉，摆好了六把勺子。女孩端起小碗，用勺子舀了一点点，放进嘴里，“好甜呐”，吃了几口，女孩嫌太甜不吃了，看着同伴们吃完最后一口，掏出几个铜板摞在男孩手上，准备离开。“你这是干什么？”男孩想把钱还回去，却被女孩儿推开。“我怎么能不花钱呢？不过味道真的挺好。”女孩冲着男孩笑了笑，拉着同伴的手离开了。

男孩从此将摊子支在了这所学校的大门附近，每天傍晚的时候，眼睛在人群里到处搜寻女孩的身影，然后怀揣一碗只放了一点儿桂花糖的莲子羹，跑了过去。女孩开心地收下了礼物，“这回好喝多了。”男孩看着女孩回味的样子，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男孩跟女孩越来越熟悉，男孩不仅送给女孩莲子羹，也给她讲述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母亲、弟弟。女孩则告诉男孩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学业，父亲的公司和每天打麻将的姨娘们，最后女孩谈到了东北的沦陷和自己参加的示威游行。“国土都沦陷了，还有那么多人在花天酒地！”“要是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就去参军！”男孩义愤填膺的说。“我要去延安，好多人都说那里是个光明的地方。”女孩一脸憧憬的说道。“延安？”一个陌生的名字徘徊在男孩嘴边。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的军队艰难地抵抗着，资本家和实业大佬们收拾好金银美钞，盘算着西迁的日子。整个上海滩弥漫着恐惧，大家提心吊胆的活着。日军飞机轰炸了黄浦江南岸六十家商铺，上海要沦陷的传闻在街道上蔓延。“不能再等了，这里迟早要完蛋的！”女孩的父亲忍痛丢下自己的公司，催促着女儿和妻子、姨娘坐上了去重庆的飞机，临走时，望着远处的高楼，淌下一行热泪。于此同时，男孩参加的部队在战斗中失利，被迫退出上海，上海全部沦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

男孩跟着部队到处打仗，面对日军精良的装备，疯狂的进攻，部队一次次地溃败，最后化整为零，成了一堆散兵游勇。男孩后来被重新编入队伍，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从南京、武汉、徐州甚至最北到达了太原。抗日战争整整持续了八个年头，男孩被战火熏染得黝黑精瘦，热情早已消磨殆尽，只剩下疲惫和仇恨，男孩已经升任团座，一起战斗过的弟兄早已化为一抔黄土。“等赶走鬼子，哥一定给你们重修一个。”男孩掐灭嘴上的烟头，呆望着眼前的一片小土堆。女孩在重庆继续读书，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会，散发传单。偶尔被父亲发现，便被锁在屋里，一个人生闷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大家熬过了艰辛而壮烈的日子，全国普天同庆。男孩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休整队伍准备向山东进发。“打，打，打个什么鬼！”男孩吐了口唾沫，骂道。女孩儿全家搬回了上海，父亲依靠剩下的钞票和关系，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母亲开始持斋念佛，姨太太们则挨家串户的打着麻将。女儿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索性直接住在学校里，偶尔回家看望一下母亲。

内战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爆发了，战火在北方延续，上海依旧很繁荣，甚至繁荣到糜烂。学生运动、罢工风潮伴随着军警的镇压和物价的飞涨，将人们推到了地狱的边缘。女孩儿在朋友的鼓励下加入了地下党，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在一次游行中，女孩儿邂逅了一位英俊的男生，然后在革命中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女孩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拘捕，在监狱的审讯室里，女孩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怎么是你？”女孩失声说道。男孩惊讶地盯着眼前的漂亮女子，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你怎么当了——”男孩没好意思把话说下去。“怎么不说了？你是不是害怕了？”女孩质问道。“不是，我——”男孩挠着头发，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女孩见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男孩的脸更红了。气氛缓和了下来，男孩便将自己这些年征战的经历，讲述给女孩听，末了婉转地表达了对女孩的爱慕之情。“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女孩义正言辞地说道。男孩的手耷拉了下来，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十几分钟，男孩打开女孩的手铐，护送女孩从后门溜了出来。“你怎么办？”女孩问道。“不用管我，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你赶紧走吧。”男孩想给女孩一个拥抱，但是犹豫了一下，缩回手来。“谢谢，我不会忘记你的。”女孩鞠了一躬，挎着提包消失在人海中。

1949年冬，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据守，男孩被迫跟着队伍一起到了台湾。在一片曙光中，诞生了新中国，女孩在这一年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女孩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忙得不可开交。一年以后，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又燃烧到了中国边境线上，女孩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献了出去，一家三口搬到石库门里。1952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女孩的父亲在家人的劝说下，将公司改为了公私合营，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后来爆发了反右派的斗争，女孩被错划分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工厂里接受改造。女儿一天天的长大，而食物却开始短缺，女孩努力地节衣缩食，孩子依然面黄肌瘦。

男孩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两个人举办了简短的婚礼，在眷村找了一间屋子安顿了下来。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操着家乡的方言和闽南话，吃着拉面、烧饼、米粉和大饼、油条，一杯白酒下肚，常常泪流满面。男孩经常一个人登上山顶，朝着远方张望。60年代初，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全岛人心惶惶，男孩当初犯错误的档案，也被秘密地调查出来，男孩被关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接受监督和改造。

1966年，在海峡对岸爆发了红色的革命风暴，年轻的学生们群情激奋，像充了血的公鸡一样。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家怀揣着“革命”的理想，投身到一项疯狂的事业里。年轻的女儿戴着红袖章，声色俱厉地斥责着母亲，母亲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流着眼泪，看着女儿发呆。自己的丈夫被打成了重伤，后来不治身亡了。男孩从劳改营里放了出来，得以重见天日，斑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扶着老婆，颤颤巍巍地回乡种地去了，那年他们的儿子刚上中学。几年后，国民党在台湾选举失利，一个新兴的党派执了政，而男孩整天为孩子的学业担忧，盼望他能考上台北的重点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迎来了新的生机，万物开始复苏，女孩也渐渐老去，脸上开始长出了鱼尾纹。女儿有了一个新的工作，还谈了恋爱，小两口每天牛皮糖一样的黏在一起。母亲从女儿身上，又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难免睹物思人，就到邻居家里闲聊，慢慢地学会了打麻将，而且乐此不疲。大陆的对岸，男孩的儿子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老两口乐得合不拢嘴，却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唉声叹气。“孩子出国，不知啥时候能回来？”妻子跟丈夫抱怨道，丈夫则坐在沙发上，抽着闷烟，一言不发。

经济飞速的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母亲的思维开始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女儿经常费劲儿地给出详细的解答。母亲满头白发，她的孙子都已经快上小学一年级了。男孩的儿子一两年从美国回来一趟，后来获得了美国的绿卡，在那里找了一个外国媳妇，生了一个混血宝宝。小两口想把爸妈接过去，老两口回绝了。

两岸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老人有机会可以去内地看一看，就报了一个旅行团，背着行囊，扶着老伴儿，颤颤巍巍地走上了悬梯。一声汽笛，客船起航了。重新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老人激动地泪流满面。十多天的旅程，让他大开眼界，巨大的变化，使得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天，老人漫步在这座城市的小吃街上，看见一家上海风味的甜品店，走进门，发现里面在卖桂花莲子羹。老人买了一小碗，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用小勺舀起一口，慢慢地送进嘴里——时间仿佛凝固在了那个夏天，温暖的阳光，透过密密的梧桐树叶，一个男孩斜靠在雪白的墙壁上，看见女孩扬起笑脸，朝自己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