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狭隘地认为，诗歌创作，首先需要有激情，有热爱；而灵感，不过是激情冲击而出的一个附件。
　　后来才知道，激情的杠杆是需要物质的支撑。最低水平就是第一要有把稀饭喝得响亮的早晨，第二要有点燃劣质的香烟和拉亮30ｗ以下灯光的能力，最后还要有钱买格纸和笔水。
　　在1986年——1991年，我们曾经热热闹闹的一群又一群，凭借着满腔的激情，创造了无数的流派，毫不脸红地举起无数面旗帜。无数的自我标榜的新生代站在各自的旗帜下，造一些简单的车子，废寝忘食。
　　最终，因为还有比解决诗歌更急需解决的问题——病入膏肓的贫穷。
　　到了1991年底，贫穷已经从诗歌中走出来，它很露骨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时，现在成了孩子他妈的芳为了我们的生活，18岁的她去厂里锅炉房堆放煤渣的地方掏二煤炭，即是没有燃尽的一种煤。每天下班之后去，运气好的话，可以掏三四斤的，拿去卖给打烧饼或者锅魁的老头，就有了三四毛钱的收入。自然是不会天天都有得卖，于是，在车间的角落找个位置藏起来，等到够了一定的份量，芳才来叫我一起用单车驮去卖了。这样一次就有五、六块钱的收获，相当于芳两天半的工资，自然是高高兴兴的，再用单车驮着芳去果山公园对面的工人文化宫看场电影。一块钱一张的门票，竟有一种挺贵族的感觉。如果等电影散场后再去公园旁边的王婆豆腐店喝上两碗甜甜的豆腐花，更加觉得自己已跨上了夜生活的消费档次。那时芳的心思想跳舞，对我说了多次：坤，我们上白天鹅歌舞厅一次好嘛？唉！只能是一声囊中羞涩的叹息。
　　后来，由于工厂不景气，开始辞退临工，芳没有了工作，自然也就失去了捡二煤炭的机会。便去三角庙菜市批发些蔬菜来石油职工医院门外摆地摊，主要是卖红萝卜、土豆之类不易烂掉的品种。下班时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于是我有时也去帮忙称一下秤，但始终由于我口算几两几分之类的水平太不堪一击，加之生意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这条路，也就断了。只是我俩饱餐了近一个星期的红萝卜，吃的我红光满面，斯文扫地。
　　那些日子，只能用８分钱一斤（芳去买只要5分）的莴笋叶煮面条。在小小的煤油炉上，放一个小小的锅子，让随风飘逸的火苗，慢慢地煮着诗歌背后的窘境。值得一提的是，用以燃烧的煤油要凭票优惠。当时，南高“海韵”文学社有位叫冰岛的学生，经常来找我谈诗，偶尔从想象的空间扯到现实中的煤油。正好因他有个伯父在炼油厂工作的缘故，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用以煮食的燃料，便由他免费供应着。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受之有愧。
　　当时，《太阳子》已是四面楚歌。创刊初期投入的资金占去了内部征订所得的九成，我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已是负债累累。元旦前出《太阳子青年诗选》的诺言早已变成了谎言，众诗友责问如箭；高利贷主围追堵截；代销的报款迟迟无法回归；山西某铁路公安已到南充，受某诗友委托前来抓捕诈骗了他五十元金钱的本人。我吓得屁滾尿流，连忙电报致歉又掏尽全部身家先还了三十元才暂平灾难，免受牢狱之苦。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转身，陕西一纸由贾平凹签名的控诉公文又到了报社群工部。缘由本人出差乐山，日日过江面对大佛却毫无感悟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对方某文学报在南充印刷的报款300元钱又被人冒领。我看都不敢细看也不知道那签名的真伪，明知是自己内部一片混乱造成对方的损失。当我焦头烂额，欲哭无泪时，曾一同办报的一位兄弟又强烈要求拆出自己的200元热情费。那时呵，多亏与我们的文字无关的一位大姐了解我的悲惨事件后，她毅然推迟自己的婚期，仗义借给我一大笔钱，让我摆脱了包括高利贷在内的燃眉之急。这次事件的背后，还要多谢南充文艺界的几位前辈和我中学时的老师的从中周旋。
　　树倒猴散，那么纯洁的东东，那么团结一致的号称太阳的儿子的一群，最后竟把沾染了铜臭的绳扣套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另有一些唯利是图的嘴脸，不提也罢，想来都让人恶心。我只在心里问：朋友啊！朋友……

　　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元旦过后，万县小周乡的熊道柱寄来一首《过河的羊群》，附信说，你快走吧。
　　决定离开南充的时候，还有两块压在心里的石头，没法取下来。
　　一是帮《南充日报》社萧红涛老师卖的诗集，再是帮南充文化局吴应学老师卖的《川北木偶戏》。当我把书寄出去的时候，正值那次席卷了全国的学潮高峰，等事件平息之后，写信去追书款，方被告知，对方根本就没收到书。我现在也不明白，平时书信交往甚是亲密的朋们，是否真的都没有收到书，还是在其它途径出了问题。总之，我自己当时很矛盾，在选择是否自己承担这次损失的时候，我卑鄙地捏紧了少得可憐的准备南下的路费……
　　……（后来曾从广东寄过两次钱回南充妄想弥补灵魂的黑洞，也没有回音）
　　这就是贫穷。击碎了我曾经的书生意气，击碎了我耻于谈钱的一个时代；而我苦心经营的高尚风格，突然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诗歌的尊严，被金钱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贫穷产生的力量，让我的骨气，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诗歌，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忠诚。
　　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悲壮而伤感的歌子，来到了广东。从此抛弃了诗歌和与诗歌有缘的一切，成了百万民工之中的民工，用曾经写诗的手，拿起穿针的线。坐在流水线机器们咬牙切齿的歌声中，开始夜以继日地告别贫穷。
　　在此，首先要感谢我的堂兄程祖尧。当时在他们最困难的日子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和芳突然造访，并在我们近一个月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给予了食宿方面周详的照顾。还有祖尧兄的妻子我们的大嫂，没有丝毫的怨言，没有把我们当北方来的乡巴佬对待，每日每餐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得香甜、住得安稳。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竟还没有机会当面说声：大嫂，多谢！
　　如果允许我把一张照片移动到文字中间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那是1991年在大哥家吃完年夜饭后，下楼在江南西路猴年花市牌坊前拍的一张照片，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大嫂说本命年的人该发达的时候到了，虽然后来我从一些占卜书上知道本命年与大嫂说的恰恰相反，是一个人最要小心把握的一年。但我都多谢大嫂的好意，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份难得的亲情。
　　另外我们要感谢我在白塔中学的校友当时已在广州安家落户的张朝波先生。初到广州人地两疏，在数次找工无望前途茫然之际，他对我说，既来之则安之。这话使我感受到友谊的力量，鼓起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们还要感谢经张朝波先生引荐认识在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谢小姐。1993年初春，好冷。从广州到东莞，还冷。技能生疏，进厂无门，弹尽粮绝，寄人篱下。每天靠两包方便面过活，听见敲门就吓得钻床底的日子，难过。我不敢想象自己走投无路时会干出什么偷抢的勾当，于是厚着脸皮去求只在广州见过两次面的青海人谢小姐，她顶着巨大的压力收了我进厂做车位工，终于又才有了吃饱饭睡安觉的美好生活。会说广东话的谢小姐曾经对我说，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就是一种武器。我们外来工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学会对方的语言非常重要……多谢指点，以至今日，我可以用广东话与人熟练地交谈。再后来，谢小姐又冒着自己被炒鱿鱼的危险，帮我们十多人从走狗厂长处要回身份证，使我们成功逃离那家每晚上都有很多的走狗保安拖着长长的铁棒在宿舍外的水泥路面上发出恐怖刺耳声响的黑厂。芳在那次自动离厂不要一个多月的工钱只求要回被厂方无理扣压的身份证时被老板的亲戚厂长打成轻伤。是谢小姐掏钱，并带她去治疗。身体的伤痕早就消散，而内心的伤口，还长久地痛着。
　　谢小姐，我只知道你叫谢小姐，而不知道你的芳名，更不知道你今在何地。祝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我永久的心愿。
　　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从广州到东莞到汕头到惠州又到东莞再到广州到江门。两个字：流浪。再两个字还是：流浪。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些历经磨难的岁月，那些人间正道的沧桑，醉酒当歌的分离，如斯林立，在我的纪实三部曲第三部《打工为生》中已有详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