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忆

序言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跟他交流的机会很少，也很少了解他的经历，前不久回家，和父亲谈了很久，我诧异于父亲的健谈，也从未见到过父亲如此的激动和亢奋，他一边讲，一边不停的给我传烟，在袅袅的烟雾中，父亲给我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在讲述过程中，父亲时而叹息，时而悲戚，时而微笑，接近尾声，父亲说：孩子，本不想把这些沉重的话题告诉你，但我想，我及你爷爷奶奶这坎坷的人生经历，虽然不足以被儿孙刻碑立传，流传后世，最少可以让你们在了解了我们这代人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后，你们会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不会再为一丁点的坎坷而郁郁寡欢、自暴自弃了，也许父亲不能为你们留下太多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话语算是父亲给你留下的一点点精神财富吧！我知道我有义务和责任把父亲的经历记录下来，即使不能广为颂扬，也可以在儿孙心中划上一条历史的痕迹，把这些记忆及其中的美德世世代代传颂下去。

前言

灿良叔叔曾多次建议我，写点东西，把我们这一代人过去的故事写下来，留给儿孙，也许对他们会有一些启迪。可是我总想，往事不堪回首，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有些事回忆起来甚至是一种痛苦，这些无聊的往事对儿女们又会有什么作用呢？但随着岁月的蹉跎，时光刻在脸上的痕迹不断增加，几经思量，我才慢慢顿悟，叔叔说的有理，哪怕是一些再平凡的生活和经历，也是一种时代的记忆和社会的变迁，起码能让后代认识到，他们的父辈是怎样过来的，不能留给孩子许多的物质财富，最少能给他们留一点点精神财富吧！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些半个多世纪，自己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

我的父亲

父亲赵灿光1912年生于维西县永春乡拖枝村，因年幼家贫、无钱求学，目不识丁，但长于土陶技艺，1936年祖父赵汝昌在怒江帮工，不幸遇到怒江傈僳族造反，被误杀于怒江畔，尸首亦被抛入江中，听闻噩耗，父亲毅然决定到怒江寻找祖父，几经辗转，苦苦寻觅，终无法找到祖父的遗骸，身上的盘缠也所剩无几，为维持生计，只好到当地的土陶厂当技工，凭着娴熟的土陶技艺，在怒江立住了脚，1938年娶李氏(品香)为妻（维西县白济汛人）,1940年金秋时节生下了我，1936年至1942年父亲一直在福贡三区从事土陶生产，以此来维持生计。1941年福贡设置局在各乡设置禁烟督导员，父亲被聘为利沙乡江东三个保的禁烟督导员，（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10页）在职期间为福贡县利沙底乡禁烟工作做了许多贡献，因在禁烟督导工作中成绩显著，得到县设治局局长孙膜的赏识，推举为利沙底乡乡长，任职两年，后因父亲本性耿直、心地善良、不忍搜刮民脂民膏，未能完成官府下达的征收苛捐杂税任务，1943年底被免职。1947年福贡县修筑利沙底至维西白济汛乡的人马驿道时，被设治局局长明仕仲指派为工程副总指挥，历时半年，工程圆满结束，人马驿道的修缮，极大的改善了福贡至维西的交通，父亲为促进两县人民的经济往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9年福贡和平解放前夕，时局动乱，父亲带着全家暂回维西，居住在永春乡腊普弯塘上大伯家，待时局好转，福贡和平解放后，重回福贡县，之后父亲便一直以土陶业为生。1953年被县里聘为福贡县怒扒局国营砖瓦厂技工，1956年福贡托底土陶厂转为国营土陶器厂时，与其五叔及第赵启光一起转为国营土陶厂职工。1958年大跃进时期，饥荒蔓延、民众贫困，当地傈僳族群众为了生计纷纷外逃缅甸，父亲作为国营职工，被安排到堵截外逃乡民的任务，因天性善良，不忍村民再返回忍饥挨饿，便动了恻隐之心放跑了乡民，同时还借与他们一封火柴，而正是这一封火柴，成为了父亲做罪的铁证，乡民终不能逃脱，而父亲的善良，则成了他们逃脱罪责的最好理由，在乡民的诬告下，父亲被捕判刑，送往沅江劳改农场服役，我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父亲和我们的永别，从此父亲和我们天各一方，音信全无，最遗憾的是父亲没来得及留下什么只言片语，甚至是一张照片，1970年父亲含冤死于沅江劳改农场，卒年58岁，我深爱的父亲，劳碌一生，耿直一生、善良一生，最终却在凄苦中含冤而去，尸骨未还。

1981年8月和1987年我两次为父亲的事，向福贡县人民法院提出平反申请，福贡县人民法院几经周折，终于在1987年3月对父亲的案件进行了再审，作出了如下判决：

1、撤销本院（59）福贡法刑审字051号判决。

2、宣告赵灿光无罪，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发给其遗属冤狱补助费贰佰五拾元。（1987年3月15日）

当我捧着这份判决书时，泪如雨下，失声痛哭，时隔29年父亲终于可以含冤昭雪了，这是儿子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我敬爱的父亲——你安息吧！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911年（辛亥年）出生在维西县白济汛乡，外公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母亲五岁时，外婆去世，外公另取王氏，逃婚到福贡三区落籍，将其女儿留在四外公家，母亲从此孤身一人在她四叔家生活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四外公家四个儿子相继出世，母亲年长，几个兄弟都是她带大的，母亲和四外公家的几个孩子亲如兄妹，情同手足，感情笃深。后来母亲到十八岁时，被外公接到福贡，父女团聚，正是这十三年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两家的后人仍然潜移默化的共同保持和延续着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一直从母亲到我再延续到我的孩子们身上。

爸爸在世时，多因工作需要，常年出门在外。譬如当乡长时因公务繁忙，无法照料家中，担任工程副总指挥时，长时间吃住在雪山峡谷中，做土陶器工作时也离家一天的路程，因而所有抚养孩子、忙活家务的任务都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任劳任怨，在家里养猪种菜，熬糖煮酒，赚些零钱已补家用；母亲是个贤惠的女人，隔壁邻舍、兄弟姐妹哪家有什么困难，她都能尽力帮助。在我的记忆里每天晚上，当我进入甜蜜的梦乡时，母亲总会点上小油灯，一针针，一线线把我的破旧衣服补好，逢年过节总会想办法亲手给我做一身新衣服，家里的衣服、被子随时都会洗得干干净净。

1958年3月父亲含冤被捕，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母亲拖着柔弱的病体投入到大跃进的生产劳动中，不分昼夜的干活，1958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因是劳改家属子女，没有考上高中，回乡参加生产劳动，1959年3月我在大跃进指挥部帮忙，每天忙着汇总当天的生产进度，向县委汇报，有一天我接到母亲捎来的口信，要我回家一趟，想到当时托底村的村民大多数都已经外逃，村里只剩下三户人家和我母亲，猜想母亲一定遇到什么事了，我请了假急匆匆赶回家里，见到母亲一切安好，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母亲告诉我“没什么事就是想你，以后要好好做人，你也长大了，妈妈也放心了”。我当时也没介意母亲的这些话语，只把它当成了母亲的唠叨，心里记挂着工作的我，第二天就匆忙离开母亲，回到指挥部，不曾想到这竟然是我和母亲的永别，第二天就有人来告诉我，你母亲去世了，我含着悲痛，赶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操劳一生的母亲冰冷的尸体，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垮塌了，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母亲，我瞬间成了孤儿，我悲戚的失声痛哭，很久在邻居的安慰中，我才想起应该安排母亲的后事，可是环顾家徒四壁的草屋，没办法给母亲一个风光的葬礼，最后只能请了两个人，找了几块板子，连一件好的衣服都没有，就这样把我的母亲安葬了。母亲可能是因为丈夫含冤入狱，唯一的儿子又不在身边，生活无奈，含恨而去罢了，其遗骨1973年承蒙赵啓光大爷帮忙火化后迁回维西，现安葬于维西县高泉村塘上。我慈祥的妈妈您安息吧！儿子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

坎坷的人生

1940年金秋时节，我出生在福贡县利沙底乡，一条从碧落雪山上涌出的清澈明亮的溪水，从我家门前流过。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全家在哪里居住了四五年，有一年山洪暴发，平时温顺的小溪，突然成了脱缰的野马，黑夜里滔天洪水瞬间淹没了我们的房子，父亲带着我和娘，在漆黑的夜里逃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山崖下，这才避免了一场家毁人亡的悲剧的发生，次日天亮、雨晴了，我们回去一看，房子没有了、田地也没有了，悲伤之余，我们在离家不足一里的地方，盖了间由竹子和茅草搭建而成的吊脚楼，房屋透亮、凉爽至今记忆犹新。

1947年我入学了，当时整个利沙底乡才有一所小学，我的大舅从白济汛拖家带口来到我父母身边，父亲给他安排了个教书先生的工作，我的学名就是舅舅给起的。1949年初福贡政局不稳，我随父母暂回维西，借读于永春乡高泉村腊普弯完小，当时学校办在庙里，在这里我完成了小学二年级的学业。1949年初维西叶枝大土司王嘉禄被羁押在维西县城，10月被处决，王嘉禄的亲信他西勾结反动势力，妄图救出主子王嘉禄，他西串通德钦的桑、吉土司，与王嘉禄委派的土司武装头子陈阿林勾结在一起，趁维西自卫队奉命外调作战，维西防卫力量薄弱之机，带领土司武装近千人，沿澜沧江南下，直逼维西县城，他西武装肆无忌惮，恣意烧杀抢戮，无恶不作，沦陷匪手的乡镇村社，遭到百般蹂躏，百姓四处逃难，苦不堪言。正是在这危难时刻，父亲不顾生命危险，孤身从福贡来到维西，把我从维西接回福贡，此间途中还和土匪不期而遇，幸好父亲机智勇敢的与土匪周旋，得以逃脱、幸免于难。1952年南下干部、福贡县县委副书记来到利沙底乡访贫问苦，他建议从各乡小学抽几个学生到县医院培训，我被幸运的抽送到县医院培训，可是当时刚解放，缺医少药，学习了两个月，就因县里没了经费，不得不把我们这些未来的医生送到上帕完小读小学五年级，我们在上帕完小读了两年，记得那时的生活是一日两餐大米饭，没有菜肴。1955年秋怒江组建第一所中学，碧江中学，我幸运的考取了碧江中学初一班，学生50名，校长是和泽光。

1958年秋，初中毕业，有二十几名同学升到高中，我和其他一些因家庭、历史关系没有考取高中的同学都回乡务农了。那时正逢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我不分白天黑夜投入到大跃进的行列里去了。记得1958年10月至12月在福贡四区马吉乡参加大炼钢铁，成百上千的人不分昼夜的劳作，大家从很远的地方把挖出的矿石运到大山沟里，沟里建起数十座小土炉，满山偏野滚满了用来炼铁的木头，有时在沟底炼铁的民工会被不时滚落的木头和石头砸伤、砸死，即使条件非常艰苦，劳动强度大，如果谁发点牢骚，说句不满的话，就会扣上反对大跃进，现行反革命之类的帽子，就在现场批斗，出生不好的还被打得死去活来，刚出炉的毛铁就用铁丝拴好，称一称，汇总到总指挥部，再经过浮夸，就会变成高出铁率，现在想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放卫星了吧。

1959年母亲去世后，我到乡里大跃进指挥部帮忙汇总材料。8月份我接到碧江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新学期可来学校读高中，当时乡里我是一个唯一的初中生，乡里也想让我去学放电影，最后我选择了读书，9月份我背上行李来到学校报到，成为碧江中学高二班的一名学生，继续走上求学之路。我的求学之路充满着艰难和困苦，当时母亲去世，父亲劳改，我孤身一人，在校期间除了学习就是忙于生计，学校每月8元钱的助学金外，其它的费用都靠周末砍柴、打零工得来，衣服破了自己补，脏了自己洗，一切都学会了独立生活，放假了无家可归，有时随叔叔（赵灿良）到他家，有时在校打工，就这样坚持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本想可以考个什么大学，结果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名落孙山。碧江中学第一届高中，除了考取大学的二人外，其余的都回到各县分配工作，灿良叔叔就是这时参加工作的，我们第二届也有两名同学考上学，可是其余的却被宣布全部回乡参加劳动，到了第三届依然只有两名学生考上大学，其余的学生全部回怒江州分配工作，上天就这样的愚弄和改变着人的一生。

1962年高考落地，我第二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孤身一人，无家可归，只好暂时寄居在灿良叔叔家里，过了一个月，一年一度的秋征工作开始，各粮管所的收购人员不足，利沙底乡粮管所领导找到了我，去帮忙搞秋征，于是我去了，分配到利沙底乡的一个粮店工作，我在粮点做收购、销售还负责炸核桃油，月工资28元，第二年我被调到马吉乡粮管所，马吉乡是福贡与贡山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小乡，山高林密，人口分散，怒江从山谷中奔腾而过，江两边的山坡上分散着傈僳族的村落，从县城到贡山也只有一条人马驿站，交通十分不便，所长张育先是福贡上帕人，他妻子是生产工作队队长，经常下乡，那时他们的孩子尚小，随时把孩子放在家里去下乡，我经常帮他们带孩子，所长对我在生活上很关心，工作上也很支持，所里的许多工作都放手让我去做，可以说这份工作是我在人生最落寂的时候，给我的最温馨的巷湾，至今我仍无法忘记在哪儿工作的时时刻刻。

1964年10月，我请假回到维西，在赵觉先大哥的帮助下，我认识了妻子，妻子家人虽不反对我们的婚事，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维西安家，就这样我回到福贡辞去工作，迁回维西县永春乡高泉村腊普弯塘上落户，当年在大哥、大嫂的操持下，我们结婚成家。说到家其实是无家可谈，婚后在邻居家（陶继唐）借得平房一间暂住，夫妻二人各属一个生产队，她在一队，我在二队，她在娘家吃饭，我在哥哥家吃饭，然后一起在二队劳动挣工分，这样过了近半年之后，我们借了80元钱，买回一间木楞房，就这样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但属于我们的家。

1966年拉日村巨水堂小学的教师到丽江学习，没老师上课，需要请一个代课老师，村委会让我去代课，但生产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可以去代课但收入必须交回生产队，如果收入不交生产队，就不分配粮食，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我毅然选择去代课，不分口粮也罢了，从此我走出了我人生中关键的一步。1966年6月我来到巨水堂小学任教，口粮由当地的两个生产队负责，每年给我600斤毛粮，教育局每月发给代课教师工资28元，工作3个月后一次性领到84元的工资，8月份到县上参加文化大革命，身份由此代课改为民办教师，每月补助24元，参加生产队分红一部分，由此我在巨水堂小学一干就是十五年，当地是傈僳族寨子，熟悉傈僳族语言成了我的强项，那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我组织群众、带领学生，到各生产队宣传演出，用傈僳语翻译宣传中央文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那些年我深深的扎根于群众之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批人才，直到现在巨水堂的人们对我还怀有很深的感情。

1979年维西县有一次公办教师自然减员，经考试由民办教师补充的机会，经过各乡镇推荐，到县上参加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考试结果，我名列第一，但未被录取。后来我到教育局询问此事，当时的教育主管曾仲番给出的解释是，你成绩全县第一，体检合格、政审不合格，其原因是我父亲因劳改，死于狱中。第二年根据省委边境36个县的民办教师经过考试，逐步转为公办教师的文件精神，维西县进行了全县民办转公办的民办教师考试，考点设在东红小学，这一次考试我获得了全县第二名，很快就转为公办教师，还未等通知下达，冯良校长就把我从小学调到了完小，在当了一年的附设初中班语文教师后，我从三年级接收了一个班，到小学毕业时，九个学生考取初中七个，这是拉日完小历史上取得的最辉煌的成绩，1982年维西县首次职改，我进了小高，工资为45元。

1984年腊普弯完小寄宿制成立，董杰任校长，我从拉日完小调腊普弯完小，第二年腊八底完小因多年执教的老校长冯旭远调中心完小，和学贤老师亲自来说服动员我去腊八底完小任校长，我服从组织安排，侄儿芶兆红拉了一匹马走了一天的路，把我送到学校。第二年冯老师到县农中当校长，又把我从腊八底完小调回拉日完小，在拉日完小又干了三年。然后又第二次调我到腊八底完小去组建寄宿制完小，当时腊八底交通十分不便，生产落后，学校分散，都是少数民族，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过多方努力，教师和群众群策群力，学校初步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逐步走上了正轨，学生成绩不断提高，学校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当时我还有一个女儿随我在哪儿读书，山高路滑、道路崎岖，时常要在密林中穿行，在山间独木桥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每周星期一天不亮就背上一周吃的粮食和蔬菜，带上十多岁的女儿出发，一直要爬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学校，来不及休息和吃饭，就要先上课，然后课间休息时再做饭吃。周末回家顺便还要砍点明子等，星期天在家帮忙干一天活，以减少妻子的一点负担。

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们要读书，为了供孩子们读书，1992年工龄只有26年的我，在上级的关心下，提前退休了，腊八底的全体教师、村民热情欢送我光荣退休，一直把我送到家里，我感谢哪里的父老乡亲。退休回家后孩子们都逐渐完成学业、成家立业，渐渐离开了我们，只有我和妻子，一直过着半耕半闲的日子，岁月犹如白驹过隙，瞬间即逝，转眼就到了风烛残年了，回首自己的一生，平淡、却充满了无尽艰难和辛酸坎坷，还好到了晚年，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儿孙亦是满堂，生活悠哉幸福，可以说是历经艰辛终有报、晚年换得清闲月。